第一部分：日本軍國主義侵華“國策”的形成前言（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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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作和貞圖9《春聯》單行本書影造兄弟的不同的性格及所走的不同道路，來體現滿洲國的希望和新生”。小說寫出後，川端康成在《序言》中給予了高度的評價。他認為：“建國十年間的滿洲文學的最高的收獲，恐怕就是北村君的《春聯》了，這絕不是偶然的。”他稱北村是“滿洲國惟一的‘專門作家’”。《春聯》所表現的正是勇於獻身、敢於開拓的“滿洲建國”的精神，小野被描寫為“建國時代”的“英雄”人物，他的歷險故事，象征的正是“肇國”的艱難。
第二部分：日本對我國東北地區的移民侵略“民族協和”的現實與神話（1）
日本殖民作家顯然意識到了“民族協和”的困難。1938年，“月刊滿洲社”出版了小川菊枝的長篇小說《滿洲人少女》。小說以“我”家雇傭的滿洲人——十四歲的小保姆桂玉為主人公，描寫了“我”對她的觀察，與她的交流。“我”在和她共同生活當中，不斷試圖用日本人的思想方式對她進行影響和教育，但事實證明非常困難。請看下面一段描寫：
有一次，我說到了“思想匪”(赤化思想)的問題，她卻嚴肅地打斷了我的話。我問： “不是匪又是什麽呢?”她回答：
“他們是愛國軍。”
我嚇了一跳。她有點害羞，用來作交談的筆在手裏顫抖著。(中略)我與桂玉這種交談大概是在她來我家一個月左右的時候。我真有點害怕，甚至想把她辭退。
這實際上反映了中國人和日本人在根本問題上的根本沖突。一個十四歲的少女對於“匪”的看法如此堅定，和日本人如此針鋒相對，“民族協和”、“日滿協和”又談何容易呢?
這種在日本殖民統治下民族糾葛，不僅發生在生活的表層，也發生在殖民地人的內心世界裏。有的日本殖民作家站在民族文化沖突的角度，表現了日本人入主“滿洲”之後，“滿洲人”的內心世界的震蕩。在這方面，日向伸夫的《第八號道岔》(1935)較有代表性。日向伸夫在奉天鐵路營業局旅客科工作，他的同事中有六分之五是中國人。這種工作環境使得日向伸夫有機會觀察和描寫中國人，特別是中國的鐵路從業人員。《第八號道岔》的主人公是扳道岔的老工人張德有。他年輕時代在俄國人統治下的北滿鐵路(“北鐵”)工作。他的妻子是俄國人，他在家說俄語，遵從俄國式的生活習慣。現在俄國人走了，他在日本人統治的“滿鐵”工作，原來學會的俄語沒有用了，從頭學習日語又很吃力。他們習慣了俄國式的工作方式，對日本式的講究效率、嚴守時間感到不習慣，又聽說“滿鐵”要裁減老“北鐵”的工人。在這種情況下，張德有處於苦悶仿徨之中，他甚至打算離開他幹了多年的“第八號道岔”。他的老同事李連福已經不想幹鐵路了，用退休金開個面包店，他勸張德有也這麽幹。小說最後，寫到李連福開的面包店毀於一場火災，而“滿鐵”裁員只不過是個謠傳。這篇小說以“第八號道岔”為喻體，表現了處在殖民地易主、人生處於轉折時期的滿洲中國工人的不安的內心世界。作者設身處地地觀察和描寫滿洲人是可取的，但它最終要說明的是，盡管要滿洲中國人適應日本的統治並不容易，但滿洲中國人本身並不執著於中國人所特有的民族習慣和生活、工作方式，既然他們能和俄國人合作，也就能和日本人合作。作者顯然在肯定張德有繼續為鐵路工作，而否定了李連福式的對“滿鐵”的失望。
但是，在日本殖民者的“滿洲文學”中，更多的作家不是從現實，而是從殖民統治的需要出發，熱衷於制造日本統治下的“民族協和”的神話。
表現“民族協和”的“典範”作品，恐怕首先就是八木義德的《劉廣福》(1943)了。這個短篇小說中的主人公劉廣福，是由故事講述者“我”作“保證人”、由乙炔氣體工廠雇傭的漢人勤雜工。劉廣福拿很少一點工錢，幹的是又臟又累的活，但他卻任勞任怨，沒有一句牢騷，沒有一點不滿，只知拼命地幹活。他有渾身使不完的力氣、吃苦耐勞的品格、勤懇誠實的態度，是“滿人”工人的帶頭人。可是，有一天，工廠倉庫裏的電石罐被盜，從現場留下的腳印來看，是劉廣福所為，於是，劉被警察署逮捕關押起來。但“我”不相信劉廣福會幹那種事，就去警察署和劉廣福見了面，並從劉那裏得知了盜竊犯的線索。通過對全體工人搜身檢查，果然從一個工頭身上搜出了和他的收入不相符的治療花柳病的巨額單據。警察逮捕他後，他供認不諱，於是劉廣福還了清白。又有一次，工廠發生了火災，劉廣福奮不顧身救火，使工廠避免了重大損失。但是他的手和臉卻被嚴重燒傷，雖沒有生命危險，但看起來要留下後遺癥了。劉廣福的未婚妻、在奉天一家飯店打工的“那娜”姑娘，無微不至地在醫院照料他。劉廣福終於出院了。“我”看見出院後的劉廣福，竟恢覆得和以前一模一樣。對他的驚人的生命力和恢覆能力，“我”讚嘆不已。——小說的情節大概就是這樣。
在這篇小說中，“我”對劉廣福的信賴和友情，劉廣福對工作和職務的勤勞和奉獻，特別是劉廣福在火災事故中為了工廠而勇於犧牲的精神，還有劉廣福和那娜的童話般的愛情故事，完全是日本殖民政權“勤勞奉仕”、“五族協和”、“王道樂土”等殖民主義宣傳口號的一種詮釋；“我”和劉廣福的友情，是“日滿親善”的象征。我們還不難看出：日本所謂的“五族協和”、“日滿親善”，就是需要像劉廣福那樣的人，——沒有民族意識，沒有做亡國奴的悲哀，沒有自我意識，只是為日本統治者當賣命的“苦力”。這才是“日滿協和”、“五族協和”的前提。“日滿協和”、“五族協和”絕不是在民族平等下的“協和”，而是以服從日本人殖民統治為條件的“協和”。
第二部分：日本對我國東北地區的移民侵略“民族協和”的現實與神話（2）
牛島春子的短篇小說《一個姓祝的人》(1941) 中的主人公祝廉天，則是日本統治下的“滿洲人”的另一種形象。如果說，八木義德筆下的劉廣福是殖民地中的“順民”的典型。那麽，牛島春子筆下的祝廉天則是日本殖民者的鷹犬的典型。祝廉天是縣長辦公處的翻譯官，他在“日系”職員中評價很壞。因為他具有一般“滿系”職員所沒有的傲慢和精明，以至周圍的人都怵他三分。而新上任的日本人副縣長風間真吉卻欣賞他的才幹，讚同祝廉天所奉行的日本式的行為方式。祝廉天作為中國人，運用的是“日本的原理”和“現代社會的法則”，是日本的“職業道德”和官僚制度的忠實和嚴格的貫徹者。他對於訴訟和告狀，總是作認真的調查，公平行事；對於“滿系”警察的不公正行為，也決不姑息通融，有錢有勢的人家的孩子，從不能在他的手下逃避兵役。這些作法，與依靠金錢和人情驅動的“滿人”社會的法則截然不同。而正是因為這樣，中國人恨他，恨他竟然比日本人更“日本人”。《一個姓祝的人》中的祝廉天就是這樣一個被日本殖民主義同化了、扭曲了的“滿人”的典型，他已經失去了民族意識，失去了自我，而變成了日本殖民主義統治機器上的一個零件，他是滿洲殖民地造就的一個畸形兒。據1936年“滿洲事情案內所”編寫的一本書《滿洲的傳說和民謠》(日文)中記載，當時的“滿洲”中國人就對祝廉天這樣的人深惡痛絕，還給他們編了民謠加以諷刺。有一首民謠曰：“禮帽戴在腦袋上，金絲眼鏡架在鼻梁，一口好牙也要把金牙鑲，手裏提著小拐杖，手指夾著朝日煙，用日本的火柴來點上。開口就說日本話，惡言穢語把人傷。把吃飯說成‘米西’，最後啪地煽你一巴掌”。但是，盡管在這篇小說裏，作者描寫了人們對祝廉天的反感，可是，作者顯然並不是要否定這樣的人物，而是要從日本殖民主義的角度來觀察和理解“滿人”，並以此表現日本殖民主義對“滿人”的成功滲透。當時的日本文壇的評論家們也正是從這個角度來看這篇小說的。如第12回“芥川獎”的評委小島政二郎說：“看了《一個姓祝的人》，祝這個人的奇特的性格歷歷如在眼前，由此了解了外族人種。從這一點上說，這篇小說是一個很好的收獲。”宇野浩二認為，小說通過“祝”這個人的獨特的性格描寫，“一定程度地表現了滿洲國的內面或一面”。
綜觀二十多年間日本殖民者的“滿洲文學”，我們可以看到，日本人的“滿洲文學”基本上是日本殖民主義政治文化的產物，其中許多作品，是自覺地為日本的殖民統治服務的，充當了日本向滿洲進行思想和文化滲透的工具。有的煽動日本人吞並滿洲的狂熱，有的鼓吹“滿洲建國”，有的為“滿洲國”塗脂抹粉，有的杜撰“五族協和”、“日滿協和”的神話。即使有些不是自覺地服務於殖民統治的作家作品，也或多或少地帶有日本殖民主義及軍國主義的文化的、種族的成見和偏見。他們筆下的人物，無論是日本人，還是“滿洲中國人”，也在殖民主義的有色眼鏡下不同程度地變形和扭曲了。因此，日本殖民者的“滿洲文學”缺乏真正的寫實主義精神，倒是不乏狂想、偏執的“浪漫主義”色彩。這是日本人的“滿洲文學”與生俱來的絕癥。隨著“滿洲國”在1945年的土崩瓦解，日本殖民者的“滿洲文學”也灰飛煙滅了。戰後，還有不少從滿洲回國、有著滿洲生活體驗的作家，寫出了不少以殖民地時代為背景的作品。但是，那些戰後的“滿洲文學”已不再是狂熱的“浪漫主義”，而大多是回首那不堪回首的往日，為那失去的一切唱挽歌了。
第三部分：“筆部隊”及其侵華文學“筆部隊”及其侵華文學（1）
七七事變之後不久， 日本向侵華戰場派出了一支由文學家組成的特殊的侵華部隊，當時稱其為“筆部隊”。“筆部隊”的成員們以筆為槍，為侵華戰爭搖旗吶喊。他們或把戰爭責任強加給中國，或為侵華戰爭強詞爭辯，或把日軍的殘暴行徑加以詩化和美化，大書“皇軍”的“可愛和勇敢”，或歪曲描寫日占區的狀況，胡說日軍和中國老百姓如何“親善”，或炫耀自己如何出生入死，誇耀自己的戰爭體驗……
一、初期派往中國前線的特派作家
1937年的七七事變之後，日本加緊了侵略中國的步驟，中日戰爭全面爆發。在大舉進行軍事侵略的同時，日本政府強化了國內的軍國主義體制，要求舉國一致進行侵略中國的戰爭。事變爆發幾天後的7月11日，就在日本發表出兵華北的聲明的當天，近衛首相召集各新聞通訊社的代表“懇談”，要求他們“協力”戰爭；13日又召集日本幾家著名的雜志社——《中央公論》、《改造》、《日本評論》、《文藝春秋》——的代表，向他們提出了同樣的要求。8月24日，日本政府發布《國民精神總動員實施綱要》；9月25日負責戰爭宣傳的“陸軍情報委員會”升格為“內閣情報部”。在這種情況下，日本國內的報刊、廣播等輿論第五章N“筆部隊”及其侵華文學工具也開足馬力，向國民展開了規模巨大的侵華戰爭的宣傳。許多綜合性雜志和文藝雜志，開始采用戰時編輯，開辟專門刊登戰爭報道和戰場特寫的欄目。起初，報紙一般並不刊登文學性的報道。文學性的報道，或者說是類似“報告文學”的東西主要是由雜志來發表的。但是到了後來，連報紙也刊登了所謂“戰爭小說”、報告文學、戰爭詩歌、作家的戰場通訊之類的內容，在讀者中大有市場，報紙雜志對此類稿件的需求也越來越大，這就使得報社和雜志社除了他們的“社員”之外，又把一些文學家派往中國戰場。8月3日，當時有影響的報紙《東京日日新聞》刊登了一條引人註目的消息雲：“本社為事變報道添異彩／大眾文學巨匠吉川英治氏特派／昨日乘飛機到達天津”；8月5日，吉川英治的《在天津》很快寫出，並在該報頭條刊出。接著，該報又派出小說家木村毅到了上海。木村21日到達上海，24日便開始發表有關上海的戰事通訊。
到了八月底，雜志社也開始向中國戰場派出作家。如《主婦之友》雜志派出女作家吉屋信子，她作為“《主婦之友》皇軍慰問特派員”於8月25日飛往天津，9月3日回到東京，旋即又從長崎飛往上海。吉屋信子在《主婦之友》10月號上發表《戰禍的北支現地行》；又在11月號上發表《戰火的上海決死行》。同時，《中央公論》雜志把林房雄和尾崎士郎分別派往中國北方和上海。林房雄8月29日進入上海，尾崎士郎8月31日出發前往華北。九月初，《日本評論》雜志派出了作家榊山潤。他們在中國戰區采訪了三周左右，然後回國。10月，《中央公論》開辟“現地報告文學”專欄，發表了尾崎士郎的《悲風千裏》和林房雄的《上海戰線》；《日本評論》雜志則發表了榊山潤的《前往炮火中的上海》。這些作品是七七事變以後日本最早的一批有關侵華戰爭的報告文學。接著，１１月初，《文藝春秋》社又派作家岸田國士去華北，《改造》雜志社派三好達治去上海。不久，岸田國士在《文藝春秋》上發表《北支日本色》，三好達治在《改造》上發表《上海雜感》。幾乎與此同時， 《中央公論》社派出了小說家石川達三，《改造》社派出了作家立野信之。此外，杉山平助、大宅壯一、高田保、林芙美子、金子光晴等作家、評論家紛紛進入中國采訪。1938年2月和3月，詩人草野心平、評論家小林秀雄又被派往中國內地。其中，小林受《文藝春秋》社的委派，特地來到杭州，給正在侵華部隊中當兵、此前默默無聞的青年作家火野葦平現場頒發“芥川龍之介文學獎”，以示對戰場作家的特殊鼓勵。小林在中國的杭州、南京、蘇州逗留一個月，回國後在《文藝春秋》上發表《杭州》、《蘇州》等作品。他回國前後，又有淺原六郎、豐田三郎、芹澤光治良、保田與重郎、佐藤春夫等作家作為各雜志社及文化文學團體的特派作家，陸續來到中國。
總之，在七七事變爆發後的一年時間裏，就有這麽多的文學家來到硝煙彌漫的中國內地“從軍”，他們寫的“從軍記”和“現地報告”之類的文字一時充斥雜志報端，對日本國民的戰爭狂熱推波助瀾。這時，日本軍國政府還沒有直接插手組織所謂“筆部隊”。這些初期的“從軍作家”，都是由非官方的民間機構派出的，當時還沒有被宣傳媒體稱為“筆部隊”，但其性質和後來的所謂“筆部隊”並無不同。可以說他們是初期的“筆部隊”。這些作家都是帶著協力戰爭、進行侵華宣傳的目的來到中國戰場的，是自覺地為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戰爭服務的。對戰爭性質的顛倒，對戰爭狂熱的煽動，對中國抗日軍民的醜化和誣蔑，對中國現狀的歪曲描寫，是這些作家的大部分作品的共同點。但同時也或多或少地描寫了戰場上的一些真實情況。茲舉榊山潤的《上海戰線》中的一段文字為例：
我看見了各種各樣的死屍。
在第一郵船碼頭，有死馬一樣漂浮的黑色的屍體，看起來就像便衣隊。據說，黃浦江的赤土色的水，有三層水在流動：表面上的水在漲潮時向上游流動，它下面的卻反著向揚子江流動，最底下的水則和表面的水一樣向上游流動。
第三部分：“筆部隊”及其侵華文學“筆部隊”及其侵華文學（2）
此話是“上海丸”上的船員們說的，也許不假。因為這個緣故，浮屍才不容易沖到揚子江。黃浦江鰻魚多。支那人似乎不吃鰻魚，那些鰻魚正在吃著浮屍。不，不只是鰻魚。到了秋天，黃浦江中的蟹是一大名產，留在這裏的〔日本〕移民諸君對我說，這裏秋天的蟹十分肥美。其中好像真有人品嘗過這種美味。
有點兒冷。
在前線看到的支那兵的屍體，就是這個樣子。半裸著，仰面朝天，火辣辣的太陽曬著，連肚子都成了古銅色。人都死了，還曝屍於烈日之下。在炎熱的天氣中腐爛的屍體的惡臭味，非常難聞。不知不覺中，我覺得連草叢中的熱氣都聞不得了。(中略)
在舟山路附近看到的巷戰之後留下的燒焦的屍體，最為可怕。只剩下了上半身，倒在路上。胳膊只剩上半截，耷拉下的腦殼，泛著奇妙的冰冷的白色。真令人不堪詳寫。
那些屍體的可怕情景，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腦海中。就像孩子們的膽怯一樣，我回到宿舍之後，那可怕的情景依然糾纏著我。即便喝醉了威士忌，也是拂之不去。晚上去廁所，就著搖曳的蠟燭光，在朦朧的鏡子中看到自己的臉的時候，就仿佛看到了白天那些被燒死的死屍的游魂。的確，人的臉在深夜映照在鏡子中，是可怕的。那好像不是自己的臉。嚴格的燈火管制，倒使人生起這多餘的恐怖。
然而死屍倒算是好的，在街頭散落著的土袋子上，沾著鮮紅的血。正因為它沒有實體，所以容易讓人生起種種想象。我心裏一陣難受，在土袋前面呆呆地站著。
這就是日本侵略者踏上中國領土制造的人間恐怖!
在初期特派作家的作品中，尾崎士郎的長篇從軍記《悲風千裏》一直獲得日本讀者和學者的較高的評價。《悲風千裏》描寫了日軍侵占下的華北地區的情形。但他筆下卻很少那種人間的恐怖，而是帶著一種溫情的“和平”的情景。它恰好代表了日本侵華文學的另一種類型。在其中的《支那的孩子》一節中，有這樣一段描寫：
支那的孩子，聽人說日本兵都是“鬼子”。鬼一樣的外貌，鬼一樣殘忍，甚至肚子一餓就要吃人。
圖11日軍的宣傳性圖片：日軍士兵與中國兒童在天津
東洋鬼——這個詞有表示著一種非常現實的含義。據說只要一說“日本兵來啦”，所有正哭鬧的孩子都不敢再哭，嚇得縮起身子來。然而，日軍攻占華北，支那的孩子們才算真正弄清了“鬼子”的真面目。
孩子們肯定都躲在隱蔽處，扭著脖子偷偷地觀察追擊支那軍隊的威嚴的日本兵——
沒見頭上有角，帽子下面也就那樣啊， 既沒有齜牙，也沒有咧嘴。和支那人一模一樣，也是人的臉。要說這就是東洋鬼子，真有點奇怪呀!無論看多少次，看了哪一個，都不是聽說的那種東洋鬼。
於是孩子們從隱蔽處爬出來，怯生生地出現在東洋鬼的前面，遠遠地靠在一起，朝這邊張望。
可是，不僅看不出他們有吃人的意思，而且不都笑瞇瞇的，朝這邊看嗎?還有的招招手，用半生不熟的中國話喊道：
“小孩!小孩!來!來!”
孩子們起初不敢接近，隨著逐漸熟悉，慢慢地靠了過來。於是東洋鬼子給他們牛奶糖，撫摸他們的頭。撫摸頭的時候，嚇了他們一跳。當然他們沒有被咬，那牛奶糖裏也絕沒有放毒。
孩子們已經知道了，原來東洋鬼不是鬼。於是跑回家中，從家裏拿來了梨、柿子等，獻給“東洋鬼”。
“東洋鬼”樂得笑逐顏開。他們接受了水果，同時付了錢。
孩子們再次跑回家裏，然後把他們的父母兄弟帶來了。
“東洋鬼”不是鬼，農民和城鎮居民們由自己的孩子證明了這一點。他們也小心翼翼地走出來，殷勤得有些滑稽。一邊打著手勢一邊表示敬意。隨著進一步熟悉，他們打心眼裏表示歡迎。或者敬茶，或者送菜，或者幫忙出力，全心全意，沒有二心。
日本軍每攻克並占領一個地點的時候，就在被炮火打得如同墓地的空曠無人的街上出現一兩個孩子。不久他們從各處走出來，並成為日本和支那握手的契機。
…………
第三部分：“筆部隊”及其侵華文學“筆部隊”及其侵華文學（3）
眾所周知，在日本發動的侵華戰爭中，有多少中國的孩子們死在了“東洋鬼子”的刺刀和槍炮之下，又有多少孩子被掩埋在“被炮火打得如同墓地”的廢墟瓦礫中!而尾崎士郎卻在這裏刻意描繪頗有“人情味”的場面，這絕不是有的日本學者所說的什麽“人道主義”，而是刺刀和槍口下的“和平”，也就是日本軍隊在中國搞的所謂的“宣撫”，所謂的“思想戰”、“宣傳戰”。
日本在全面發動侵華戰爭初期由報紙雜志社派出的這些作家，其主觀動機是協力日本侵華戰爭的，事實上他們的作品也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間接地起到了這樣的作用。但另一方面，這些作家在觀察、表現戰爭的時候，其角度、方法有所不同，主觀意圖和客觀效果也不盡一致。例如，日本作家近代以來受歐洲自然主義的影響很大，註重“事實”和“真實”的描寫，而在初期特派作家中，就有一個人由於寫了一些“事實”和“真實”，而為軍國主義政府所不容，因此招致筆禍。那就是石川達三和他的中篇小說《活著的士兵》。作品描寫了一支進攻南京的部隊，如何在中國燒殺搶掠，無惡不作。石川達三意欲通過這篇紀實性很強的小說，“把戰爭的真實情況告訴社會”。不料作品在《中央公論》1938年3月號上發表後，石川達三即遭當局逮捕，法院判處他四個月徒刑，緩期三年執行。理由是：“描寫皇軍士兵殺害、掠奪平民，表現軍紀松懈狀況，擾亂安寧秩序。”這一事件在當時的作家和讀者中造成了強烈的震動，也促使軍部進一步采取措施，強化輿論管制，幹預作家創作。與此同時，作為日本士兵之一員在侵華戰場作戰的青年作家火野葦平的小說《麥與士兵》在當時卻發行了120萬冊以上，成為最暢銷書，極大地煽動起了國民的戰爭狂熱，也為軍部所激賞。《活著的士兵》和《麥與士兵》正反兩個事例，顯然給了日本軍部和政府以明確的啟發，導致了他們對作家從軍及其創作活動的幹預與管制，並成為由軍部和政府直接出面組織從軍作家的所謂“筆部隊”的一個契機。
二、軍部和政府直接組織派遣“筆部隊”
1938年8月20日晚，在東京的許多作家收到了日本文藝家協會會長菊池寬的快遞明信片，上面寫著：“內閣情報部和文藝家們有事相商，請於明日即23日午後3時，前來首相官邸內閣情報部開會。”23日，在內閣情報部，以菊池寬為首的12名作家前來赴會，他們是尾崎士郎、橫光利一、小島政二郎、佐藤春夫、北村小松、久米正雄、吉川英治、片岡鐵兵、丹羽文雄、吉屋信子、白井喬二等。據與會的作家白井喬二在《筆部隊組成的經緯》中的回憶，主持人是情報部的幾個人，此外還有陸軍省新聞班的松村中佐、海軍省軍事普及部的犬塚大佐、松島中佐等人。會議開始時，只是隨便地交談一些有關戰爭時局的問題，後來陸軍省的松村中佐站起來，指著墻上掛的大地圖，講解武漢攻堅戰的情況，最後提出：希望先派二十名左右的作家到中國前線看看；雖說是從軍，但並不對作家提出硬性的要求，完全是無條件的；現在時局重大，相信作家們會有正確的認識；看一看戰爭的現狀，未必馬上寫出戰爭文學作品，但十年後執筆也好，二十年以後再發表作品也好，悉聽尊便。雲雲。
尾崎士郎在題為《一只文學部隊》的紀實作品中寫到：當時，當軍部提出希望作家從軍的事情以後，有一位作家不安地提問道：從軍沒有危險嗎?——
大家一下子笑了起來。“沒問題”，中佐的嘴唇上浮著自信的微笑。於是菊川信(即菊池寬——引者註)和一同召集這次會議的作家久野高雄(即久米正雄——引者註)，用鏗鏘有力的語調說：恐怕文壇上所有的作家都希望從軍，要確定人選還需要一兩天的時間，無論如何至少需要二十個人。中佐當場回答：“可以。”並且說：“還有，在戰場上難免有個萬一，還是辦個生命保險之類的為好。當然，各位都將受到軍屬的待遇，所以會事先給你們在靖國神社那裏辦好安放遺骨的手續。”
白井喬二在《筆部隊組成的經緯》中也寫道：
我們都一齊大受感動。大家在心裏似乎都形成了一個相同的想法，那就是作為國民之一員的滿腔熱血，還有文學家被當做嫩芽一樣愛護而產生的那種自豪。我們立即對從軍的提議產生了共鳴。與會的作家們幾乎全部抱著從軍的志向，實在應該說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因此，8月23日這一天，將作為劃時期的第一步永遠銘刻於文藝史上。
第三部分：“筆部隊”及其侵華文學“筆部隊”及其侵華文學（4）
具體幫助軍部策劃“筆部隊”事宜的菊池寬，在事後不久發表的隨筆《話的屑籠》(原載《文藝春秋》1938年10月號)中說：
作為文藝家協會會長的我，當初想派出四五個人。因為是到激戰的中心漢口，我擔心願去的可能不多，就打算去做一做自己熟悉的幾個人的工作，召集容易拜托的人來情報部開會。不料，十一二個赴會的朋友都說願去。我自己最初沒打算去，但是聽了情報部人的講話，就想無論如何要去，下定了從軍的決心。情報部說，二十來個人可以，而且明天就得確定下來。軍務緊急，不能個別聯系。我想，如果和四五十個人聯系的話，會有一半人願去，所以就發出了快遞。於是除兩三個人之外，都說願去。
8月26日下午，內閣情報部在首相官邸公布了情報部確定派遣的從軍作家的名單，他們是：吉川英治、岸田國士、瀧井孝作、深田久彌、北村小松、杉山平助、林芙美子、久米正雄、白井喬二、淺野晃、小島政二郎、佐藤惣之助、尾崎士郎、浜本浩、佐藤春夫、川口松太郎、丹羽文雄、吉屋信子、片岡鐵兵、中谷孝雄、菊池寬、富澤有為男，共22名。此後，日本新聞媒體對這批從軍作家大肆宣傳，稱其為遠征中國內地的“筆部隊”。入選“筆部隊”的作家們在報刊上談感想，說抱負，表忠心，大出風頭，一時成為輿論的寵兒。其中有些本來默默無聞的作家，一躍而成為知名人物。他們從軍部領到了高額的津貼、軍服、軍刀、手槍、皮裹腿等，儼然是一批出征的將軍。臨行前政府的軍部和媒體為他們舉行了隆重的歡送會，然後分圖12“筆部隊”部分成員合影。前排左二為瀧井孝作,
左三為片岡鐵兵，左五為久米正雄
“海軍班”和“陸軍班”兩路乘飛機前往中國戰場。無怪乎當時有的報刊把“筆部隊”的出征說成是“大名旅行”(諸侯巡視的意思)。未被選中的作家，有的也怨天尤人，抱怨菊池寬等人做事不公，選的大多是與他所支配的《文藝春秋》雜志有關系的人；有的則表示失望，如著名作家廣津和郎在《都新聞》上撰文說：“有人問我，你想從軍參加武漢攻克戰嗎?我說真是朝思暮想，高興得心都跳了起來，因為這是出乎預料的幸運的事情。——所以我希望快快得到消息。可是，一看公布的名單裏頭沒有我的名字，真是空喜一場。抱的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厲害。”
在第一批“筆部隊”被派往中國的時候，正是規模空前的武漢會戰的高潮時期。武漢會戰從6月11日起，進入八九月份，已經打了兩三個月。日本為了最終攻下武漢，正在加緊進攻並占領武漢外圍的戰略要地；中國軍隊也集中全力，保衛大武漢。日本赴武漢前線采訪的海軍班的一行作家，包括菊池寬、吉川英治、佐藤春夫、浜本浩、小島政二郎、北村小松、吉屋信子、杉山平助等，先飛到上海，訪問了日本陸戰隊本部，次日又訪問了日本扶植的傀儡政權“中華民國維新政府”。然後從南京溯長江而上，到達九江，9月底10月初到達武漢會戰前線，正趕上了戰況激烈的田家鎮戰役。10月11日，除杉山平助希望看到武漢陷落、而繼續留在前線之外，其餘七人回國。屬於陸軍班的“筆部隊”，有人先到南京，有人經杭州、蘇州到達南京，有的隨軍去大別山區。第一批“筆部隊”回國以後，軍部政府又組織了第二批“筆部隊”，他們是：長谷川伸、土師清二、中村武羅夫、甲賀三郎、湊邦三、野村愛正、小山寬二、關口次郎、菊田一夫、北條秀司等人。1938年11月，他們作為海軍的從軍“筆部隊”被派往“南支”，即中國南方地區。
那麽，“筆部隊”的作家們當時的心態怎樣?他們在中國都幹了些什麽呢?“筆部隊”的成員之一的尾崎士郎有一部特殊的作品——《一支從軍部隊》(1939年2月)，寫的就是“筆部隊”的活動本身，從“筆部隊”的組成，到赴前線之後的情況，都有具體的描寫。並且寫出了“筆部隊”作家的特有的心理狀態和出人預料的行徑：一心想參加“筆部隊”，又對“大名旅行”的批評心有顧忌；想到戰場建功立業，同時又意識到這是一種虛榮心；在漢口攻克之前就想回國，同時又擔心社會上的物議。更有一個“老作家”挪用一筆巨款，把它借給同行的弟子使用；一位詩人來到戰場，還在追逐女人與酒，等等。這部作品發表後，當時極右的評論家中村武羅夫在《東京日日新聞》(1939年2月1日)的《文藝時評》欄中發表文章質問道：“《一支從軍部隊》的作者究竟是什麽寫作意圖呢?描寫那種事情，——把那些行為抖摟出來，究竟要告訴讀者什麽呢?用那麽長的篇幅，寫那種題材，如何表現人生的意義呢?或許作者覺得有什麽意義，才一味寫那種事情也未可知。但只從現象上看，它顯示了作者淺薄的黑幕獵奇的趣味。這樣說不為過分吧?”他指責作者在描寫的時候缺乏應有的所謂“誠實”。現在看來，《一支從軍部隊》描寫的是事實也好，還是杜撰也好，都無關緊要。重要的是它寫出了作者的一種情緒，那就是對當時仿佛是“敕選”作家組成的“筆部隊”的神聖性的懷疑。它對我們認識“筆部隊”及其侵華文學是有一定價值的。
“筆部隊”的組成以及開往中國的過程，表明日本軍國主義政府開始已經通過國家權力，把日本文學拖入了侵華戰爭的軌道。是日本文學及日本作家自覺地全面協力侵略戰爭的象征性事件，雖然參加“筆部隊”的人為數並不多，但它是一個惡劣的開端。自此之後，無論是否到過中國前線，日本的絕大多數作家都以不同的方式，為支持和配合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戰爭，寫了大量侵華的所謂“戰爭文學”的文字。可以說，“筆部隊”的出現是日本文學大規模墮落的開始。日本當代一位有良心的學者說得好：“8月23日，只要不像今天這樣給它作一個極其詳細的年表，就什麽記錄也留不下。然而，正是這一天作為戰爭時期重要的時刻，現在有必要從相反的意義上明確地予以記載。以此為契機，到若幹年後以英美為敵，把戰火擴大到太平洋地區，征用更多的文學家派往南方，這個國家政權一開始就露出騙子的嘴臉，對文學家使用懷柔政策。文學家們不必說抵抗，連不合作也沒有，竟趨炎附勢，溜須拍馬。文學家們應該從這種可恥的墮落中，充分地汲取歷史的教訓。”(高崎隆治《戰時下文學的周邊》第10頁)。
第三部分：“筆部隊”及其侵華文學“筆部隊”炮制的侵華文學（1）
1938年底，“筆部隊”的大部分作家都已回國，日本許多報紙雜志紛紛召集“筆部隊”作家開座談會，爭先恐後地登載“筆部隊”作家的從軍記、報告文學、小說等，形成了侵華戰爭期間所謂“戰爭文學”的一次高潮。各報紙雜志僅在12月份發表的主要的作品就有：
富澤有為男：《中支戰線》，載《中央公論》
尾崎士郎：《揚子江之秋》，同上
《戰影日記》，載《日本評論》
《站在第一線》，載《日出》
《戰雲可測》，載《雄辯》
丹羽文雄：《未歸的中隊》，同上
《上海的暴風雨》，載《文藝》
《變化的街》，載《新女苑》
片岡鐵兵：《戰場就在眼前》，載《改造》
《從軍通信》，載《婦人俱樂部》
圖13正在觀戰的“筆部隊”。自左至右依次為
丹羽、川口、佐弦、尾崎、淺野、富澤。
杉山平助：《從軍備忘錄》，同上
《從戰場寄給兒子的信》，載《婦人公論》
《漢口溯江入城記》，載《大陸》
佐藤惣之助：《戰火行》(詩)，同上
《南京展望》，載《大陸》
《中支的自然》，載《嫩草》
岸田國士：《從軍五十日》，載《文藝春秋》
吉川英治：《漢口攻堅戰從軍見聞》，同上
《從軍感激譜》，載《婦人俱樂部》
北村小松：《戰場》，載《ALL讀物》
《戰場風流談》，載《大陸》
浜本浩：《溯江部隊》，同上
吉屋信子、浜本浩、佐藤惣之助：《從軍作戰觀戰記》，同上
浜本浩：《從軍作家和炮彈》，同上
佐藤春夫：《戰場十日記》，載《現地報告》
《閘北三義裏戰跡》，載《新潮》
中谷孝雄：《前線追憶記——漢口攻克戰》，同上
《南京和廬州》，同上
菊池寬：《從軍的賜物》，載《大王》
吉屋信子：《武穴登陸之日》，載《新女苑》
等等。“筆部隊”成員的這些作品，盡管所寫的內容、表現的方法有所不同，但是都不同程度地完成了軍部要求他們完成的使命。如上所說，軍部在勸誘作家從軍的時候，曾表示不對作家提出具體要求，只是讓他們去中國前線看看，“完全是無條件的”。然而，事實卻相反，他們一旦來到前線，就必須按軍部的要求去做。和“筆部隊”同時作為《都新聞》特派員被派往武漢的井上友一郎，在《從軍作家的問題》(《日本評論》1939年1月號)中，引用了“中支軍報道部”交給從軍作家的《從軍文藝家行動表》。這個“行動表”上明確寫著：
目的——主要向國民報道武漢攻克戰中陸軍部隊官兵的英勇奮戰以及勞苦的實相。同時，報道占領區內建設的狀況，以使國民奮起，促進對華問題的根本解決。
第三部分：“筆部隊”及其侵華文學“筆部隊”炮制的侵華文學（2）
按照這樣的要求來寫，“筆部隊”作家還有什麽創作的自由呢?況且，石川達三因自己對戰爭的理解和不加掩飾的真實描寫而剛剛惹下了“筆禍”。受軍部政府派遣的“筆部隊”作家們又如何敢越雷池呢?另一方面，“筆部隊”成員和火野葦平、上田廣、日比野士朗、棟田博、谷口勝等身為士兵的作家不同，他們在戰場上呆的時間很有限，大多數人只是走馬觀花式地“觀戰”。因為這些緣故，他們所制作的“從軍記”，或是用概念化的、皮毛的描寫代替深刻的戰爭體驗，或是用淺薄的抒情、無聊的瑣事、道聽途說的故事連綴成篇，或故意誇張戰場體驗，炫耀自己的“勇敢”，或赤裸裸地為軍國主義作侵華戰爭的叫囂和宣傳。這就是“筆部隊”作家的“從軍記”的基本特點。
在“筆部隊”中，林芙美子是一個特殊的人物。因為她是“筆部隊”中惟一的女作家。女作家從軍出征，這本身就具有特殊的宣傳價值，當時的報刊也對此大加鼓噪。如《東京朝日新聞》1938年11月30日的一篇文章說：
作為惟一的一位日本女性林芙美子女士參加了漢口的入城。(中略)跟隨快速部隊繼續進行決死的行軍。日本女性到戰場來啦!使全軍官兵大為吃驚，如在夢境。
圖14林芙美子在前線
林女士去了那荒涼的武漢平原，簡直是戰場上的一個奇跡。她一下子成為戰場上的眾口皆碑的中心，她的勇敢和謙虛使全軍將士從心底裏尊敬和感動。她風塵仆仆，風餐露宿。汽車隨時都會碰上地雷，但林女士置生死於度外。(中略)林女士的漢口入城，是全日本女性的驕傲。
作為從軍的收獲，林芙美子回國後發表了書信體的從軍記《戰線》和日記體的《北岸部隊》。試看《戰線》中的一段描寫：
戰場上雖然有殘酷的情景，但也有著美好的場面和豐富的生活，令人難忘。我經過一個村落時，看見一只部隊捉住了抗戰的支那兵，聽到了這樣的對話。“我真想用火燒死他!”“混蛋!日本男人的作法是一刀砍了他!要不就一槍結果了他!”“不，俺一想起那些家夥死在田家鎮的那模樣就惡心，就難受。”“也罷，一刀砍了他吧!”於是，被俘虜的中國兵就在堂堂的一刀之下，毫無痛苦地一下子結果了性命。我聽了他們的話，非常理解他們。我不覺得那種事情有什麽殘酷。
對於林芙美子的這些從軍記，有的日本評論家認為其問題是缺乏戰爭報道應有的紀實精神，過多地記錄從軍中的身邊瑣事，而且缺乏知識品位。但我認為她制作的從軍記——無論是在《戰線》，還是《北岸部隊》——的癥結，在於她極力把殘酷的戰爭加以詩化和美化，不僅對親眼目睹的侵華戰爭毫無反思，而且努力把自己或日本讀者的價值觀與日本侵華士兵的所作所為統一起來。“真想把武漢的長滿棉花的大平原據為日本所有！”(《戰線》)——這位女作家就是如此的淺薄和狂妄。
在“筆部隊”中，林芙美子被當時的宣傳媒體譽為陸軍班的“頭號功臣”，而杉山平助則被稱作海軍班的“頭號功臣”。杉山平助是“筆部隊”中在前線呆的時間最長的人。他在加入“筆部隊”來中國之前，曾作為初期的報刊特派作家到過天津、蒙古、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後來以這次中國之旅為題材，出版了隨筆集《支那、支那人與日本》(1938年5月改造社版)一書。參加“筆部隊”後，他只身一人提前一周先行出發，而且又晚於其他“筆部隊”的作家，單獨一人回國。他跟隨海軍，溯揚子江而上，在日軍攻占武漢時，隨軍入城。杉山平助對自己在戰爭中的這些“勇敢”行為頗為自得。他曾說：“看看這次的從軍作家或從軍記者吧。他們(其中也包括我在內)回國以後極力強調自己是如何冒著危險。有的作家的確是到了第一線，司令官都給他們發了證明書。對自己所冒的危險盡可能地誇大，只是他們自以為是罷了。”(《從軍備忘錄》)在自得之外，也流露出“的確到了第一線”的杉山平助對其他作家的輕蔑。杉山平助以自己在武漢一帶的從軍經歷，撰文向《東京朝日新聞》投稿，成為日本最早的報道占領漢口的文字。回國後又加以整理充實，出版了《揚子江艦隊從軍記》。杉山平助在上述兩本書中，極力宣揚對華侵略，抨擊當時日本國內的一些人的所謂“和平主義”。他在《支那、支那人與日本》一書的“前言”中說：“現在，無論做怎樣的和平主義的念佛，無論愚蠢地念它一百萬遍，現實也不會有一步進展。而且企圖搞垮日本的國際上的重壓，像無形的鋼刀，懸在我們的頭上。我在〔中國〕現場直接感受到了這一點。直面這一事態，就會使一切退卻無為的消極態度變得失去意義。即使在精神的領域，我也從來主張拋棄優柔寡斷的態度，轉為積極的進攻，此外別無選擇。這本書是我支那旅行的報告，同時，在這個意義上也是我思想的一個側面。”在《揚子江艦隊從軍記》中，他又以日軍在武漢的“勝利”，批判在中日戰爭問題上的所謂“悲觀論”和“懷疑論”。他在該書的“前言”裏寫道：“依照陳詞濫調的常識論，在沒有實際做起來之前，就散布悲觀論調。對於這些愚蠢的人，這又是個何等好的教訓!近來日本一部分所謂理智的知識分子當中，這種可悲的懷疑論者實在太多了。”但與此同時，在武漢前線親眼看到的殘酷的戰爭現實，看到慘遭塗炭的中國民眾，他又不禁流露出一絲人性的良知，甚至也有些“悲觀”起來：“每當我看到支那民眾的淒慘痛苦的樣子，我就難受，不禁生出一個念頭：自己也想在這場戰爭中死去。當然，如果死神要捉住我的話，我又會拼命地逃脫和掙紮。”杉山平助當時就是這樣(後來也如此)，常常在軍國主義的侵略狂熱和人性的良知之間徘徊，難怪有的日本的評論者認為他是個“機會主義者”。
第三部分：“筆部隊”及其侵華文學“筆部隊”炮制的侵華文學（3）
而在“筆部隊”的另一個成員——白井喬二那裏，除了侵華的狂熱叫囂外，就什麽也沒有了。他在《從軍作家致國民》一文中有這樣一段話：“我還想向日本國民再說一遍：這場戰爭就起因於支那的抗日教育。你們為什麽對此置之不問呢?這不是一種怠慢嗎?我認為，中日開戰的理由，除了誰先向誰開了炮、誰先殺了對方的一個軍人之外，就因為〔中國的〕這種抗日教育，也必須向他們開戰!為了我們國家的威嚴，應該向他們發出這樣的宣言： ‘撤回這樣的教育吧!否則就兵戎相見!’如果我們國家沒有這樣的意志力，真正的國際秩序就不能成立。”白井喬二所希望看到的，是什麽樣的“教育”呢?請看他的一段描寫吧：
途中， 在硤石車站， 支那一所小學的學生出來迎接我們，我很感動。在寫著“歡迎日本從軍作家一行！”的旗子上，落款是“硤石鎮全體師生開智小學”。每個支那小學生手裏都打著太陽旗，在車窗前面揮舞。我們很高興。抗日教育一變而成為東洋人和平相處為基調的教育。這種教育早就開始發芽了。這在全世界教育界都是值得提倡的。毋寧說非提倡不可。
這就是白井喬二樂於看到的使中國人成為亡國奴的教育，情願讓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稱王稱霸的教育!
總之，“筆部隊”制作的侵華文學，完全是日本軍國主義“國策”的產物。一方面，侵華的“國策”造就了“筆部隊”，另一方面，“筆部隊”制作的有關作品又在相當程度上為日本的武力侵華推波助瀾，從而形成了“槍桿子”和“筆桿子”一哄而上、武力侵略和文化(文學)進攻雙管齊下的侵華戰爭格局。“筆部隊”有被動的受軍國主義驅使的一面，但不可否認，也有自覺地主動地為侵華戰爭搖旗吶喊的一面。因此，他們對侵華戰爭負有不可推卸的一份罪責，戰後被判為“文化戰犯”或受到處分的作家是這樣，沒有被判為“文化戰犯”的不少作家也是這樣，特別是“筆部隊”的作家更是難辭其咎。遺憾的是，在戰後日本，有關作家的這段不光彩的歷史在各種文學史和作家評論與研究的著作中，被有意地輕描淡寫，或有意抹殺了。更令人遺憾的是，在中國近年來的一些介紹和評論日本文學的文字中，有關作家在侵華戰爭中的所作所為，也被忽略不計了。如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日本文學》雜志1986年第1期上，開設了曾是“筆部隊”重要成員的林芙美子的“特輯”。該“特輯”中由中國評論者撰寫的有關林芙美子的一篇文章，對這位作家的“筆部隊”生涯只字不提，反而強調她在戰後的“反戰”。文章說：“盡管林芙美子在侵略戰爭時期被動員去過戰場，寫過‘從軍記’一類文章，但在她的戰後作品中，反戰思想還是很明顯的。”在我們看來，雖然在戰後“反戰”比起在戰後仍然戀戰要可取一些，但在戰後“反戰”，總像在沒有敵人的戰場上喊“殺”一樣，不免有些虛幻。況且林芙美子在戰後是否真的“反戰”了，也不能憑小說中的幾句話來下判斷；而她在侵華戰爭中的惡劣行徑，我們為什麽要為之隱諱呢?但這樣的情況反倒說明：在今天，把日本的侵華“筆部隊”及其有關作家的行徑加以審視和批判，仍然是十分必要的。第六章“軍隊作家”及其侵華文學
在侵華戰場上的日本軍隊中，有一批特殊的軍人。他們有的在入伍前就有寫作經歷，有的在入伍後因炮制所謂“戰爭文學”而由文學的外行變成了“軍隊作家”。這些所謂的“軍隊作家”以自己的戰場體驗為資本，以侵華宣傳為目的，一手揮刀，一手操筆，文武兩道，蘸血為墨，為日本侵華戰爭“現身說法”……
第三部分：“筆部隊”及其侵華文學“軍隊作家”及“軍隊文學”的產生（1）
日本的侵華文學，主要有兩部分作者。一部分人是受報紙雜志社派遣的職業作家，如所謂“筆部隊”的成員。他們沒有實際的作戰經歷，在戰場上，他們至多是“觀戰”，而不是“參戰”，因此，他們寫的，要麽是“從軍記”之類的東西，要麽是“觀戰記”之類的東西。另一部分人是侵華戰場上的軍人，即所謂“軍隊(日文作“兵隊”)作家”。他們當中，有的原來就是作家，或有一定的寫作經驗，後來入伍從戎，如火野葦平、上田廣等。這一部分人為數不多。更多的是以前沒有什麽寫作經驗的戰場上的官兵。評論者也稱為“外行作家”。
由“軍隊作家”制作的所謂“軍隊文學”，其數量相當龐大。雖然作品談不上有什麽文學價值，但由於他們具有軍人和作者的雙重身份，在當時的讀者中，有著特別的影響。在世界現代文學史上，由軍人而成為作家的，不乏其例，但似乎沒有一個國家，在短短的幾年中出現了成百上千的軍人“作家”。日本國第六章N“軍隊作家”及其侵華文學民的戰爭狂熱，強烈的戰爭參與意識，對“軍人文學”起了巨大的催生作用；戰爭宣傳的需要，也使日本文學自覺不自覺地降低了“文學”的藝術性要求，放寬了作為“作家”應有的水準，使得他們把那些“外行”也看成“作家”，並欣然予以接受。另一方面，有較高的知識層次的人，在日本侵華軍人中占有較大的比重，也是產生軍人“戰爭文學”的重要條件。這種情況，在一個名叫池田源治的從軍記者寫作的報告文學《知識分子部隊》中，有具體的描述。所謂“知識分子部隊”，是指1938年參加武漢作戰的以本間中將為師團長的第27師團。這支部隊“全部的三分之二，是中等學校以上的學歷，這其中又有三分之二是大學或專科學校出身”，因此被認為特別強大。為什麽特別強大呢?作者認為原因有三。第一，“知識分子部隊的首長既是優秀的知德武將，又是稀有的勇將”；第二，“第一線首長周圍人才濟濟”；第三，“士兵都是最精銳的”，“這些勇士們，由於教養好，了解這次聖戰的意義，熟知國防之大義，上下團結，遵紀守章，各安本分，珍惜名譽，深知廉恥，是真正的勇者。”事實上，並非日本所有的侵華部隊的士兵都有這麽高的文化和學歷層次，但在日本士兵中，確有相當一部分人具有較高的文化水平，同時也有一定的文字表達能力。這些人一旦接受了軍國主義的教育，一旦有了戰爭體驗，一旦受到宣傳媒體的誘導，就會操筆寫作所謂“軍隊文學”。在這些“軍隊文學”中，有不少在當時產生了一定影響，甚至引起了轟動。所描寫的題材也很廣泛，前線、後方都有涉及。在描寫前線的作品中，尤其以上海淞滬戰役、徐州會戰、南京戰役、武漢會戰等幾次重大的戰役為題材的最多。其作者，涉及日本軍隊的各個級別層次，上至將軍，下至普通士兵。包括特務兵、醫務兵、鐵道兵、甚至隨軍和尚都染指“軍隊文學”。
圖16藤田戰車部隊在南京中華門橫沖直撞
在侵華日軍將軍中出現的“軍隊作家”中，最著名的是陸軍少將、當時的戰車(坦克)隊長藤田實彥(此人在戰後被判為戰犯，1946年在中國通化畏罪自殺)。他的中篇報告文學《戰車戰記》描寫了他所率領的日軍坦克部隊，通過華北地區向南京進發，參加攻克南京的戰役的情形。他寫到了沿途的中國“良民”(實際上是日占區受日偽軍蠱惑的一部分民眾)打著日本的太陽旗，或擡著開水，在路旁歡迎和接待日本坦克兵的情景；他也寫到了中國軍隊的抵抗，寫到了中國軍隊為了阻擊日軍進攻對橋梁等交通設施的破壞，在南京外圍修築的許多防禦工事。但《戰車戰記》著意表現的是日本戰車所向披靡的巨大威力。面對這先進的武器，中國軍隊在抵抗無力之後只能撤退逃跑。以致修築的碉堡一次也沒能使用，留下了兩千多罐汽油來不及運走而落在日軍手中；在南京城，特別是在中華門，中國軍隊是如何的頑強，而日軍的坦克在進攻時又是如何發揮了作用。作品最後還寫到，中國兵在失敗後無法逃走，便換上便衣混在老百姓當中，裝作“良民”，但“每天都有數千人被檢舉出來”。今天看來，這一描寫在無意間帶出了一點南京大屠殺的真相，——“每天都有數千人被檢舉出來”，就按這個數字而論，日本軍隊在占領南京後，“檢舉”並屠殺了多少手無寸鐵的中國人啊！
在普通日軍侵華士兵寫作的“軍隊文學”中，有代表性的作品有上等兵谷口勝的《征野千裏》和松村益二的《一等兵戰死》。谷口勝是最早寫作“戰爭文學”的侵華日軍士兵之一。他的《征野千裏》(1938)以“手記”的形式記述了他隨所屬的中野部隊，從華北經海路到杭州灣登陸，轉戰南京、蕪湖，挺進大別山地區，參加武漢會戰，在田家鎮戰役中負傷回國的經歷和見聞。和一般的侵華文學所慣常描寫的日軍如何勢如破竹、中國軍隊如何不堪一擊有所不同，《征野千裏》表現了日軍行軍作戰的艱難困苦，——在中國軍隊的打擊下，他們和戰死者一起，浸泡在水溝裏三天，一步也前進不得；他們的坦克陷入火海，他們的士兵一個個倒下……盡管出於戰爭宣傳的需要，《征野千裏》沒有描寫日本士兵對戰爭和生死的真實的想法，但其描寫還是能夠給人留下相當真實的印象。松村益二在戰記集《一等兵戰死》(1938)的序言中說：“自己是一等兵，只知道一等兵的事情。”他集中描寫了日本士兵，特別是一等兵戰死的情形。那些士兵的年齡、出身、性格各有不同，死的原因和情形也各不一樣。有的死在戰鬥中，有的死在作業中，有的死在休息時，有的死在醫院裏，有的預感到自己會死，有的沒想到自己會死。有的死的時候來不及說話，有的死時高呼“天皇萬歲”。大山上等兵在行軍途中的小憩中，看到稻田時說：“看見這熟了的稻子，真想收割啊!”說著起身，卻被一顆流彈擊中；年輕的和田一等兵在進攻時中彈，別人安慰他說“傷不重”，他說了句“你可不要哄我啊”，便倒地而死。當“我”第一次在上海的一家出版社的印刷廠宿營的時候，想到戰爭的殘酷，極力思考“戰爭是什麽”。最後的結論是：“戰爭是什麽?不知道”，於是便拋棄一切思考，“必須勝利，必須打!此外別無出路”。面對殘酷的戰爭和不斷的死亡，反而放棄了理性的思索，更加激發了侵略和屠殺的狂熱，這樣的表白和描寫是符合日本侵華士兵的實際情況的。
第三部分：“筆部隊”及其侵華文學“軍隊作家”及“軍隊文學”的產生（2）
除《征野千裏》和《一等兵戰死》之外，由侵華士兵寫作的比較重要的“戰爭文學”作品還有特務兵田村元劭的《馬和特務兵》，步兵軍曹西田稔的《山與兵隊》，陸軍少尉田中榮次的《鬥魂》，陸軍伍長赤石澤邦彥的《張鼓峰》，陸軍中尉並木龍男的《藜部隊》，陸軍中尉鈴木泰的《失去雙眼》，陸軍軍曹玉井政雄的《泥與兵隊》，步兵中尉岡田的《士兵及其家屬》，等等。
二、日比野士朗、棟田博對正面戰場的描寫
日本侵華軍人的“戰爭文學”，從題材範圍上講，可以分為描寫正面戰場的“戰場文學”和描寫占領區日軍活動的“槍後文學”兩部分。
在“戰場文學”作者中，當時影響較大，後來的學者們評價較高的，是日比野士朗和棟田博。
日比野士朗(1903～1945)，入伍前曾在農村中學當代課教師。七七事變之後，加入侵華軍隊，來到上海前線參加吳淞渠渡河戰役並在戰鬥中負傷，回國後，以自己在吳淞渠渡河戰役的經歷為題材，發表了處女作中篇報告文學《吳淞渠》(1939年2月，《中央公論》)，引起了較大反響。接著，又發表了描寫自己歸國養傷的體驗與見聞的《野戰病院》(1939年4月)、以自己應征參軍前後的經歷為題材的《召集令狀》(1939年6月)等。因為這些作品，他獲得了1939年度的“池谷信三郎文學獎”，和當時的火野葦平、上田廣等一起，被視為有名的從戰場榮歸的所謂“歸還作家”。此後的日比野士朗還積極地從事日本法西斯主義文化宣傳活動，任當時的法西斯主義文化組織“大政翼讚會”的文化部副部長。
日比野士朗的《吳淞渠》發表後，當時權威的評論家小林秀雄在《東京朝日新聞》1939年11月26日的“槍騎兵”欄目中撰文指出：《吳淞渠》所描寫的還不是戰爭的全部，但作者“把自己的精神充分地貫註於這一戰爭的場面中。因為這一點，我想這個短篇就成了最近文學中的一篇傑作。”日本戰爭文學的最早的整理研究者阪垣直子在其名著《現代日本的戰爭文學》(1943年)中，對日比野士朗的《吳淞渠》做了高度的估價，她寫道：
“……《吳淞渠》不單單是著名的戰役的紀念，而且最充分地體現了日比野創作上的優秀的素質。”
“首先要說的是他的藝術感情，這是他創作的最優秀的例證。因為有了藝術感情，他的作品的氛圍是沈著的、醇化的。比起描寫激戰的情形來，這是創作的更重要的基礎。在這個基礎上邁出的第一步，日比野是成功的。他的成功，得益於他嚴肅地描寫了渡過吳淞渠這一世上罕見的激烈戰鬥，並表現了自己的刻骨銘心的體驗。”
吳淞渠是中國軍隊為了阻止日本軍隊的進攻而在上海郊外利用的防禦工事。日比野的《吳淞渠》表明，這些工事對日軍攻占上海起了很大的阻遏作用，使日軍付出了沈重的代價。作者從自己所屬的部隊接受渡河命令起筆，通過參加戰役的“我”的眼睛，細致地描述了日軍強渡吳淞渠的過程及其個人的體驗：
現在，我們宇野部隊已經向遙遙在望的南方的大場鎮推進。但是，問題就是擋住去路的吳淞渠。那是一條寬四十到六十米的大河，敵人依靠這惟一的屏障，在對岸修築了堅固的陣地，大有不讓日軍跨過一步的架勢。那是蔣介石的嫡系軍隊，也就是敵人的最精銳的軍隊。不用說我們也有著堅強的決心。正因為這樣，我們都靜靜地仰望著天空，耐心地看著天上飄浮的白雲。在這難以琢磨的大陸的大自然裏，我也感覺到了一種決定性的意志。
由於中國軍隊的頑強抵抗，日軍不得不一次次地撤回渡河的命令。但是，日軍靠挖交通壕的辦法，一步步地逼近吳淞渠岸邊，並在交通壕內伺機強渡——
在南王宅的壕溝裏迎來了第三天的早晨。那是十月五日的早晨。亂雲不斷地從秋日的晴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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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日本對我國東北地區的移民侵略“民族協和”的現實與神話（1）
日本殖民作家顯然意識到了“民族協和”的困難。1938年，“月刊滿洲社”出版了小川菊枝的長篇小說《滿洲人少女》。小說以“我”家雇傭的滿洲人——十四歲的小保姆桂玉為主人公，描寫了“我”對她的觀察，與她的交流。“我”在和她共同生活當中，不斷試圖用日本人的思想方式對她進行影響和教育，但事實證明非常困難。請看下面一段描寫：
有一次，我說到了“思想匪”(赤化思想)的問題，她卻嚴肅地打斷了我的話。我問： “不是匪又是什麽呢?”她回答：
“他們是愛國軍。”
我嚇了一跳。她有點害羞，用來作交談的筆在手裏顫抖著。(中略)我與桂玉這種交談大概是在她來我家一個月左右的時候。我真有點害怕，甚至想把她辭退。
這實際上反映了中國人和日本人在根本問題上的根本沖突。一個十四歲的少女對於“匪”的看法如此堅定，和日本人如此針鋒相對，“民族協和”、“日滿協和”又談何容易呢?
這種在日本殖民統治下民族糾葛，不僅發生在生活的表層，也發生在殖民地人的內心世界裏。有的日本殖民作家站在民族文化沖突的角度，表現了日本人入主“滿洲”之後，“滿洲人”的內心世界的震蕩。在這方面，日向伸夫的《第八號道岔》(1935)較有代表性。日向伸夫在奉天鐵路營業局旅客科工作，他的同事中有六分之五是中國人。這種工作環境使得日向伸夫有機會觀察和描寫中國人，特別是中國的鐵路從業人員。《第八號道岔》的主人公是扳道岔的老工人張德有。他年輕時代在俄國人統治下的北滿鐵路(“北鐵”)工作。他的妻子是俄國人，他在家說俄語，遵從俄國式的生活習慣。現在俄國人走了，他在日本人統治的“滿鐵”工作，原來學會的俄語沒有用了，從頭學習日語又很吃力。他們習慣了俄國式的工作方式，對日本式的講究效率、嚴守時間感到不習慣，又聽說“滿鐵”要裁減老“北鐵”的工人。在這種情況下，張德有處於苦悶仿徨之中，他甚至打算離開他幹了多年的“第八號道岔”。他的老同事李連福已經不想幹鐵路了，用退休金開個面包店，他勸張德有也這麽幹。小說最後，寫到李連福開的面包店毀於一場火災，而“滿鐵”裁員只不過是個謠傳。這篇小說以“第八號道岔”為喻體，表現了處在殖民地易主、人生處於轉折時期的滿洲中國工人的不安的內心世界。作者設身處地地觀察和描寫滿洲人是可取的，但它最終要說明的是，盡管要滿洲中國人適應日本的統治並不容易，但滿洲中國人本身並不執著於中國人所特有的民族習慣和生活、工作方式，既然他們能和俄國人合作，也就能和日本人合作。作者顯然在肯定張德有繼續為鐵路工作，而否定了李連福式的對“滿鐵”的失望。
但是，在日本殖民者的“滿洲文學”中，更多的作家不是從現實，而是從殖民統治的需要出發，熱衷於制造日本統治下的“民族協和”的神話。
表現“民族協和”的“典範”作品，恐怕首先就是八木義德的《劉廣福》(1943)了。這個短篇小說中的主人公劉廣福，是由故事講述者“我”作“保證人”、由乙炔氣體工廠雇傭的漢人勤雜工。劉廣福拿很少一點工錢，幹的是又臟又累的活，但他卻任勞任怨，沒有一句牢騷，沒有一點不滿，只知拼命地幹活。他有渾身使不完的力氣、吃苦耐勞的品格、勤懇誠實的態度，是“滿人”工人的帶頭人。可是，有一天，工廠倉庫裏的電石罐被盜，從現場留下的腳印來看，是劉廣福所為，於是，劉被警察署逮捕關押起來。但“我”不相信劉廣福會幹那種事，就去警察署和劉廣福見了面，並從劉那裏得知了盜竊犯的線索。通過對全體工人搜身檢查，果然從一個工頭身上搜出了和他的收入不相符的治療花柳病的巨額單據。警察逮捕他後，他供認不諱，於是劉廣福還了清白。又有一次，工廠發生了火災，劉廣福奮不顧身救火，使工廠避免了重大損失。但是他的手和臉卻被嚴重燒傷，雖沒有生命危險，但看起來要留下後遺癥了。劉廣福的未婚妻、在奉天一家飯店打工的“那娜”姑娘，無微不至地在醫院照料他。劉廣福終於出院了。“我”看見出院後的劉廣福，竟恢覆得和以前一模一樣。對他的驚人的生命力和恢覆能力，“我”讚嘆不已。——小說的情節大概就是這樣。
在這篇小說中，“我”對劉廣福的信賴和友情，劉廣福對工作和職務的勤勞和奉獻，特別是劉廣福在火災事故中為了工廠而勇於犧牲的精神，還有劉廣福和那娜的童話般的愛情故事，完全是日本殖民政權“勤勞奉仕”、“五族協和”、“王道樂土”等殖民主義宣傳口號的一種詮釋；“我”和劉廣福的友情，是“日滿親善”的象征。我們還不難看出：日本所謂的“五族協和”、“日滿親善”，就是需要像劉廣福那樣的人，——沒有民族意識，沒有做亡國奴的悲哀，沒有自我意識，只是為日本統治者當賣命的“苦力”。這才是“日滿協和”、“五族協和”的前提。“日滿協和”、“五族協和”絕不是在民族平等下的“協和”，而是以服從日本人殖民統治為條件的“協和”。
第二部分：日本對我國東北地區的移民侵略“民族協和”的現實與神話（2）
牛島春子的短篇小說《一個姓祝的人》(1941) 中的主人公祝廉天，則是日本統治下的“滿洲人”的另一種形象。如果說，八木義德筆下的劉廣福是殖民地中的“順民”的典型。那麽，牛島春子筆下的祝廉天則是日本殖民者的鷹犬的典型。祝廉天是縣長辦公處的翻譯官，他在“日系”職員中評價很壞。因為他具有一般“滿系”職員所沒有的傲慢和精明，以至周圍的人都怵他三分。而新上任的日本人副縣長風間真吉卻欣賞他的才幹，讚同祝廉天所奉行的日本式的行為方式。祝廉天作為中國人，運用的是“日本的原理”和“現代社會的法則”，是日本的“職業道德”和官僚制度的忠實和嚴格的貫徹者。他對於訴訟和告狀，總是作認真的調查，公平行事；對於“滿系”警察的不公正行為，也決不姑息通融，有錢有勢的人家的孩子，從不能在他的手下逃避兵役。這些作法，與依靠金錢和人情驅動的“滿人”社會的法則截然不同。而正是因為這樣，中國人恨他，恨他竟然比日本人更“日本人”。《一個姓祝的人》中的祝廉天就是這樣一個被日本殖民主義同化了、扭曲了的“滿人”的典型，他已經失去了民族意識，失去了自我，而變成了日本殖民主義統治機器上的一個零件，他是滿洲殖民地造就的一個畸形兒。據1936年“滿洲事情案內所”編寫的一本書《滿洲的傳說和民謠》(日文)中記載，當時的“滿洲”中國人就對祝廉天這樣的人深惡痛絕，還給他們編了民謠加以諷刺。有一首民謠曰：“禮帽戴在腦袋上，金絲眼鏡架在鼻梁，一口好牙也要把金牙鑲，手裏提著小拐杖，手指夾著朝日煙，用日本的火柴來點上。開口就說日本話，惡言穢語把人傷。把吃飯說成‘米西’，最後啪地煽你一巴掌”。但是，盡管在這篇小說裏，作者描寫了人們對祝廉天的反感，可是，作者顯然並不是要否定這樣的人物，而是要從日本殖民主義的角度來觀察和理解“滿人”，並以此表現日本殖民主義對“滿人”的成功滲透。當時的日本文壇的評論家們也正是從這個角度來看這篇小說的。如第12回“芥川獎”的評委小島政二郎說：“看了《一個姓祝的人》，祝這個人的奇特的性格歷歷如在眼前，由此了解了外族人種。從這一點上說，這篇小說是一個很好的收獲。”宇野浩二認為，小說通過“祝”這個人的獨特的性格描寫，“一定程度地表現了滿洲國的內面或一面”。
綜觀二十多年間日本殖民者的“滿洲文學”，我們可以看到，日本人的“滿洲文學”基本上是日本殖民主義政治文化的產物，其中許多作品，是自覺地為日本的殖民統治服務的，充當了日本向滿洲進行思想和文化滲透的工具。有的煽動日本人吞並滿洲的狂熱，有的鼓吹“滿洲建國”，有的為“滿洲國”塗脂抹粉，有的杜撰“五族協和”、“日滿協和”的神話。即使有些不是自覺地服務於殖民統治的作家作品，也或多或少地帶有日本殖民主義及軍國主義的文化的、種族的成見和偏見。他們筆下的人物，無論是日本人，還是“滿洲中國人”，也在殖民主義的有色眼鏡下不同程度地變形和扭曲了。因此，日本殖民者的“滿洲文學”缺乏真正的寫實主義精神，倒是不乏狂想、偏執的“浪漫主義”色彩。這是日本人的“滿洲文學”與生俱來的絕癥。隨著“滿洲國”在1945年的土崩瓦解，日本殖民者的“滿洲文學”也灰飛煙滅了。戰後，還有不少從滿洲回國、有著滿洲生活體驗的作家，寫出了不少以殖民地時代為背景的作品。但是，那些戰後的“滿洲文學”已不再是狂熱的“浪漫主義”，而大多是回首那不堪回首的往日，為那失去的一切唱挽歌了。
第三部分：“筆部隊”及其侵華文學“筆部隊”及其侵華文學（1）
七七事變之後不久， 日本向侵華戰場派出了一支由文學家組成的特殊的侵華部隊，當時稱其為“筆部隊”。“筆部隊”的成員們以筆為槍，為侵華戰爭搖旗吶喊。他們或把戰爭責任強加給中國，或為侵華戰爭強詞爭辯，或把日軍的殘暴行徑加以詩化和美化，大書“皇軍”的“可愛和勇敢”，或歪曲描寫日占區的狀況，胡說日軍和中國老百姓如何“親善”，或炫耀自己如何出生入死，誇耀自己的戰爭體驗……
一、初期派往中國前線的特派作家
1937年的七七事變之後，日本加緊了侵略中國的步驟，中日戰爭全面爆發。在大舉進行軍事侵略的同時，日本政府強化了國內的軍國主義體制，要求舉國一致進行侵略中國的戰爭。事變爆發幾天後的7月11日，就在日本發表出兵華北的聲明的當天，近衛首相召集各新聞通訊社的代表“懇談”，要求他們“協力”戰爭；13日又召集日本幾家著名的雜志社——《中央公論》、《改造》、《日本評論》、《文藝春秋》——的代表，向他們提出了同樣的要求。8月24日，日本政府發布《國民精神總動員實施綱要》；9月25日負責戰爭宣傳的“陸軍情報委員會”升格為“內閣情報部”。在這種情況下，日本國內的報刊、廣播等輿論第五章N“筆部隊”及其侵華文學工具也開足馬力，向國民展開了規模巨大的侵華戰爭的宣傳。許多綜合性雜志和文藝雜志，開始采用戰時編輯，開辟專門刊登戰爭報道和戰場特寫的欄目。起初，報紙一般並不刊登文學性的報道。文學性的報道，或者說是類似“報告文學”的東西主要是由雜志來發表的。但是到了後來，連報紙也刊登了所謂“戰爭小說”、報告文學、戰爭詩歌、作家的戰場通訊之類的內容，在讀者中大有市場，報紙雜志對此類稿件的需求也越來越大，這就使得報社和雜志社除了他們的“社員”之外，又把一些文學家派往中國戰場。8月3日，當時有影響的報紙《東京日日新聞》刊登了一條引人註目的消息雲：“本社為事變報道添異彩／大眾文學巨匠吉川英治氏特派／昨日乘飛機到達天津”；8月5日，吉川英治的《在天津》很快寫出，並在該報頭條刊出。接著，該報又派出小說家木村毅到了上海。木村21日到達上海，24日便開始發表有關上海的戰事通訊。
到了八月底，雜志社也開始向中國戰場派出作家。如《主婦之友》雜志派出女作家吉屋信子，她作為“《主婦之友》皇軍慰問特派員”於8月25日飛往天津，9月3日回到東京，旋即又從長崎飛往上海。吉屋信子在《主婦之友》10月號上發表《戰禍的北支現地行》；又在11月號上發表《戰火的上海決死行》。同時，《中央公論》雜志把林房雄和尾崎士郎分別派往中國北方和上海。林房雄8月29日進入上海，尾崎士郎8月31日出發前往華北。九月初，《日本評論》雜志派出了作家榊山潤。他們在中國戰區采訪了三周左右，然後回國。10月，《中央公論》開辟“現地報告文學”專欄，發表了尾崎士郎的《悲風千裏》和林房雄的《上海戰線》；《日本評論》雜志則發表了榊山潤的《前往炮火中的上海》。這些作品是七七事變以後日本最早的一批有關侵華戰爭的報告文學。接著，１１月初，《文藝春秋》社又派作家岸田國士去華北，《改造》雜志社派三好達治去上海。不久，岸田國士在《文藝春秋》上發表《北支日本色》，三好達治在《改造》上發表《上海雜感》。幾乎與此同時， 《中央公論》社派出了小說家石川達三，《改造》社派出了作家立野信之。此外，杉山平助、大宅壯一、高田保、林芙美子、金子光晴等作家、評論家紛紛進入中國采訪。1938年2月和3月，詩人草野心平、評論家小林秀雄又被派往中國內地。其中，小林受《文藝春秋》社的委派，特地來到杭州，給正在侵華部隊中當兵、此前默默無聞的青年作家火野葦平現場頒發“芥川龍之介文學獎”，以示對戰場作家的特殊鼓勵。小林在中國的杭州、南京、蘇州逗留一個月，回國後在《文藝春秋》上發表《杭州》、《蘇州》等作品。他回國前後，又有淺原六郎、豐田三郎、芹澤光治良、保田與重郎、佐藤春夫等作家作為各雜志社及文化文學團體的特派作家，陸續來到中國。
總之，在七七事變爆發後的一年時間裏，就有這麽多的文學家來到硝煙彌漫的中國內地“從軍”，他們寫的“從軍記”和“現地報告”之類的文字一時充斥雜志報端，對日本國民的戰爭狂熱推波助瀾。這時，日本軍國政府還沒有直接插手組織所謂“筆部隊”。這些初期的“從軍作家”，都是由非官方的民間機構派出的，當時還沒有被宣傳媒體稱為“筆部隊”，但其性質和後來的所謂“筆部隊”並無不同。可以說他們是初期的“筆部隊”。這些作家都是帶著協力戰爭、進行侵華宣傳的目的來到中國戰場的，是自覺地為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戰爭服務的。對戰爭性質的顛倒，對戰爭狂熱的煽動，對中國抗日軍民的醜化和誣蔑，對中國現狀的歪曲描寫，是這些作家的大部分作品的共同點。但同時也或多或少地描寫了戰場上的一些真實情況。茲舉榊山潤的《上海戰線》中的一段文字為例：
我看見了各種各樣的死屍。
在第一郵船碼頭，有死馬一樣漂浮的黑色的屍體，看起來就像便衣隊。據說，黃浦江的赤土色的水，有三層水在流動：表面上的水在漲潮時向上游流動，它下面的卻反著向揚子江流動，最底下的水則和表面的水一樣向上游流動。
第三部分：“筆部隊”及其侵華文學“筆部隊”及其侵華文學（2）
此話是“上海丸”上的船員們說的，也許不假。因為這個緣故，浮屍才不容易沖到揚子江。黃浦江鰻魚多。支那人似乎不吃鰻魚，那些鰻魚正在吃著浮屍。不，不只是鰻魚。到了秋天，黃浦江中的蟹是一大名產，留在這裏的〔日本〕移民諸君對我說，這裏秋天的蟹十分肥美。其中好像真有人品嘗過這種美味。
有點兒冷。
在前線看到的支那兵的屍體，就是這個樣子。半裸著，仰面朝天，火辣辣的太陽曬著，連肚子都成了古銅色。人都死了，還曝屍於烈日之下。在炎熱的天氣中腐爛的屍體的惡臭味，非常難聞。不知不覺中，我覺得連草叢中的熱氣都聞不得了。(中略)
在舟山路附近看到的巷戰之後留下的燒焦的屍體，最為可怕。只剩下了上半身，倒在路上。胳膊只剩上半截，耷拉下的腦殼，泛著奇妙的冰冷的白色。真令人不堪詳寫。
那些屍體的可怕情景，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腦海中。就像孩子們的膽怯一樣，我回到宿舍之後，那可怕的情景依然糾纏著我。即便喝醉了威士忌，也是拂之不去。晚上去廁所，就著搖曳的蠟燭光，在朦朧的鏡子中看到自己的臉的時候，就仿佛看到了白天那些被燒死的死屍的游魂。的確，人的臉在深夜映照在鏡子中，是可怕的。那好像不是自己的臉。嚴格的燈火管制，倒使人生起這多餘的恐怖。
然而死屍倒算是好的，在街頭散落著的土袋子上，沾著鮮紅的血。正因為它沒有實體，所以容易讓人生起種種想象。我心裏一陣難受，在土袋前面呆呆地站著。
這就是日本侵略者踏上中國領土制造的人間恐怖!
在初期特派作家的作品中，尾崎士郎的長篇從軍記《悲風千裏》一直獲得日本讀者和學者的較高的評價。《悲風千裏》描寫了日軍侵占下的華北地區的情形。但他筆下卻很少那種人間的恐怖，而是帶著一種溫情的“和平”的情景。它恰好代表了日本侵華文學的另一種類型。在其中的《支那的孩子》一節中，有這樣一段描寫：
支那的孩子，聽人說日本兵都是“鬼子”。鬼一樣的外貌，鬼一樣殘忍，甚至肚子一餓就要吃人。
圖11日軍的宣傳性圖片：日軍士兵與中國兒童在天津
東洋鬼——這個詞有表示著一種非常現實的含義。據說只要一說“日本兵來啦”，所有正哭鬧的孩子都不敢再哭，嚇得縮起身子來。然而，日軍攻占華北，支那的孩子們才算真正弄清了“鬼子”的真面目。
孩子們肯定都躲在隱蔽處，扭著脖子偷偷地觀察追擊支那軍隊的威嚴的日本兵——
沒見頭上有角，帽子下面也就那樣啊， 既沒有齜牙，也沒有咧嘴。和支那人一模一樣，也是人的臉。要說這就是東洋鬼子，真有點奇怪呀!無論看多少次，看了哪一個，都不是聽說的那種東洋鬼。
於是孩子們從隱蔽處爬出來，怯生生地出現在東洋鬼的前面，遠遠地靠在一起，朝這邊張望。
可是，不僅看不出他們有吃人的意思，而且不都笑瞇瞇的，朝這邊看嗎?還有的招招手，用半生不熟的中國話喊道：
“小孩!小孩!來!來!”
孩子們起初不敢接近，隨著逐漸熟悉，慢慢地靠了過來。於是東洋鬼子給他們牛奶糖，撫摸他們的頭。撫摸頭的時候，嚇了他們一跳。當然他們沒有被咬，那牛奶糖裏也絕沒有放毒。
孩子們已經知道了，原來東洋鬼不是鬼。於是跑回家中，從家裏拿來了梨、柿子等，獻給“東洋鬼”。
“東洋鬼”樂得笑逐顏開。他們接受了水果，同時付了錢。
孩子們再次跑回家裏，然後把他們的父母兄弟帶來了。
“東洋鬼”不是鬼，農民和城鎮居民們由自己的孩子證明了這一點。他們也小心翼翼地走出來，殷勤得有些滑稽。一邊打著手勢一邊表示敬意。隨著進一步熟悉，他們打心眼裏表示歡迎。或者敬茶，或者送菜，或者幫忙出力，全心全意，沒有二心。
日本軍每攻克並占領一個地點的時候，就在被炮火打得如同墓地的空曠無人的街上出現一兩個孩子。不久他們從各處走出來，並成為日本和支那握手的契機。
…………
第三部分：“筆部隊”及其侵華文學“筆部隊”及其侵華文學（3）
眾所周知，在日本發動的侵華戰爭中，有多少中國的孩子們死在了“東洋鬼子”的刺刀和槍炮之下，又有多少孩子被掩埋在“被炮火打得如同墓地”的廢墟瓦礫中!而尾崎士郎卻在這裏刻意描繪頗有“人情味”的場面，這絕不是有的日本學者所說的什麽“人道主義”，而是刺刀和槍口下的“和平”，也就是日本軍隊在中國搞的所謂的“宣撫”，所謂的“思想戰”、“宣傳戰”。
日本在全面發動侵華戰爭初期由報紙雜志社派出的這些作家，其主觀動機是協力日本侵華戰爭的，事實上他們的作品也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間接地起到了這樣的作用。但另一方面，這些作家在觀察、表現戰爭的時候，其角度、方法有所不同，主觀意圖和客觀效果也不盡一致。例如，日本作家近代以來受歐洲自然主義的影響很大，註重“事實”和“真實”的描寫，而在初期特派作家中，就有一個人由於寫了一些“事實”和“真實”，而為軍國主義政府所不容，因此招致筆禍。那就是石川達三和他的中篇小說《活著的士兵》。作品描寫了一支進攻南京的部隊，如何在中國燒殺搶掠，無惡不作。石川達三意欲通過這篇紀實性很強的小說，“把戰爭的真實情況告訴社會”。不料作品在《中央公論》1938年3月號上發表後，石川達三即遭當局逮捕，法院判處他四個月徒刑，緩期三年執行。理由是：“描寫皇軍士兵殺害、掠奪平民，表現軍紀松懈狀況，擾亂安寧秩序。”這一事件在當時的作家和讀者中造成了強烈的震動，也促使軍部進一步采取措施，強化輿論管制，幹預作家創作。與此同時，作為日本士兵之一員在侵華戰場作戰的青年作家火野葦平的小說《麥與士兵》在當時卻發行了120萬冊以上，成為最暢銷書，極大地煽動起了國民的戰爭狂熱，也為軍部所激賞。《活著的士兵》和《麥與士兵》正反兩個事例，顯然給了日本軍部和政府以明確的啟發，導致了他們對作家從軍及其創作活動的幹預與管制，並成為由軍部和政府直接出面組織從軍作家的所謂“筆部隊”的一個契機。
二、軍部和政府直接組織派遣“筆部隊”
1938年8月20日晚，在東京的許多作家收到了日本文藝家協會會長菊池寬的快遞明信片，上面寫著：“內閣情報部和文藝家們有事相商，請於明日即23日午後3時，前來首相官邸內閣情報部開會。”23日，在內閣情報部，以菊池寬為首的12名作家前來赴會，他們是尾崎士郎、橫光利一、小島政二郎、佐藤春夫、北村小松、久米正雄、吉川英治、片岡鐵兵、丹羽文雄、吉屋信子、白井喬二等。據與會的作家白井喬二在《筆部隊組成的經緯》中的回憶，主持人是情報部的幾個人，此外還有陸軍省新聞班的松村中佐、海軍省軍事普及部的犬塚大佐、松島中佐等人。會議開始時，只是隨便地交談一些有關戰爭時局的問題，後來陸軍省的松村中佐站起來，指著墻上掛的大地圖，講解武漢攻堅戰的情況，最後提出：希望先派二十名左右的作家到中國前線看看；雖說是從軍，但並不對作家提出硬性的要求，完全是無條件的；現在時局重大，相信作家們會有正確的認識；看一看戰爭的現狀，未必馬上寫出戰爭文學作品，但十年後執筆也好，二十年以後再發表作品也好，悉聽尊便。雲雲。
尾崎士郎在題為《一只文學部隊》的紀實作品中寫到：當時，當軍部提出希望作家從軍的事情以後，有一位作家不安地提問道：從軍沒有危險嗎?——
大家一下子笑了起來。“沒問題”，中佐的嘴唇上浮著自信的微笑。於是菊川信(即菊池寬——引者註)和一同召集這次會議的作家久野高雄(即久米正雄——引者註)，用鏗鏘有力的語調說：恐怕文壇上所有的作家都希望從軍，要確定人選還需要一兩天的時間，無論如何至少需要二十個人。中佐當場回答：“可以。”並且說：“還有，在戰場上難免有個萬一，還是辦個生命保險之類的為好。當然，各位都將受到軍屬的待遇，所以會事先給你們在靖國神社那裏辦好安放遺骨的手續。”
白井喬二在《筆部隊組成的經緯》中也寫道：
我們都一齊大受感動。大家在心裏似乎都形成了一個相同的想法，那就是作為國民之一員的滿腔熱血，還有文學家被當做嫩芽一樣愛護而產生的那種自豪。我們立即對從軍的提議產生了共鳴。與會的作家們幾乎全部抱著從軍的志向，實在應該說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因此，8月23日這一天，將作為劃時期的第一步永遠銘刻於文藝史上。
第三部分：“筆部隊”及其侵華文學“筆部隊”及其侵華文學（4）
具體幫助軍部策劃“筆部隊”事宜的菊池寬，在事後不久發表的隨筆《話的屑籠》(原載《文藝春秋》1938年10月號)中說：
作為文藝家協會會長的我，當初想派出四五個人。因為是到激戰的中心漢口，我擔心願去的可能不多，就打算去做一做自己熟悉的幾個人的工作，召集容易拜托的人來情報部開會。不料，十一二個赴會的朋友都說願去。我自己最初沒打算去，但是聽了情報部人的講話，就想無論如何要去，下定了從軍的決心。情報部說，二十來個人可以，而且明天就得確定下來。軍務緊急，不能個別聯系。我想，如果和四五十個人聯系的話，會有一半人願去，所以就發出了快遞。於是除兩三個人之外，都說願去。
8月26日下午，內閣情報部在首相官邸公布了情報部確定派遣的從軍作家的名單，他們是：吉川英治、岸田國士、瀧井孝作、深田久彌、北村小松、杉山平助、林芙美子、久米正雄、白井喬二、淺野晃、小島政二郎、佐藤惣之助、尾崎士郎、浜本浩、佐藤春夫、川口松太郎、丹羽文雄、吉屋信子、片岡鐵兵、中谷孝雄、菊池寬、富澤有為男，共22名。此後，日本新聞媒體對這批從軍作家大肆宣傳，稱其為遠征中國內地的“筆部隊”。入選“筆部隊”的作家們在報刊上談感想，說抱負，表忠心，大出風頭，一時成為輿論的寵兒。其中有些本來默默無聞的作家，一躍而成為知名人物。他們從軍部領到了高額的津貼、軍服、軍刀、手槍、皮裹腿等，儼然是一批出征的將軍。臨行前政府的軍部和媒體為他們舉行了隆重的歡送會，然後分圖12“筆部隊”部分成員合影。前排左二為瀧井孝作,
左三為片岡鐵兵，左五為久米正雄
“海軍班”和“陸軍班”兩路乘飛機前往中國戰場。無怪乎當時有的報刊把“筆部隊”的出征說成是“大名旅行”(諸侯巡視的意思)。未被選中的作家，有的也怨天尤人，抱怨菊池寬等人做事不公，選的大多是與他所支配的《文藝春秋》雜志有關系的人；有的則表示失望，如著名作家廣津和郎在《都新聞》上撰文說：“有人問我，你想從軍參加武漢攻克戰嗎?我說真是朝思暮想，高興得心都跳了起來，因為這是出乎預料的幸運的事情。——所以我希望快快得到消息。可是，一看公布的名單裏頭沒有我的名字，真是空喜一場。抱的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厲害。”
在第一批“筆部隊”被派往中國的時候，正是規模空前的武漢會戰的高潮時期。武漢會戰從6月11日起，進入八九月份，已經打了兩三個月。日本為了最終攻下武漢，正在加緊進攻並占領武漢外圍的戰略要地；中國軍隊也集中全力，保衛大武漢。日本赴武漢前線采訪的海軍班的一行作家，包括菊池寬、吉川英治、佐藤春夫、浜本浩、小島政二郎、北村小松、吉屋信子、杉山平助等，先飛到上海，訪問了日本陸戰隊本部，次日又訪問了日本扶植的傀儡政權“中華民國維新政府”。然後從南京溯長江而上，到達九江，9月底10月初到達武漢會戰前線，正趕上了戰況激烈的田家鎮戰役。10月11日，除杉山平助希望看到武漢陷落、而繼續留在前線之外，其餘七人回國。屬於陸軍班的“筆部隊”，有人先到南京，有人經杭州、蘇州到達南京，有的隨軍去大別山區。第一批“筆部隊”回國以後，軍部政府又組織了第二批“筆部隊”，他們是：長谷川伸、土師清二、中村武羅夫、甲賀三郎、湊邦三、野村愛正、小山寬二、關口次郎、菊田一夫、北條秀司等人。1938年11月，他們作為海軍的從軍“筆部隊”被派往“南支”，即中國南方地區。
那麽，“筆部隊”的作家們當時的心態怎樣?他們在中國都幹了些什麽呢?“筆部隊”的成員之一的尾崎士郎有一部特殊的作品——《一支從軍部隊》(1939年2月)，寫的就是“筆部隊”的活動本身，從“筆部隊”的組成，到赴前線之後的情況，都有具體的描寫。並且寫出了“筆部隊”作家的特有的心理狀態和出人預料的行徑：一心想參加“筆部隊”，又對“大名旅行”的批評心有顧忌；想到戰場建功立業，同時又意識到這是一種虛榮心；在漢口攻克之前就想回國，同時又擔心社會上的物議。更有一個“老作家”挪用一筆巨款，把它借給同行的弟子使用；一位詩人來到戰場，還在追逐女人與酒，等等。這部作品發表後，當時極右的評論家中村武羅夫在《東京日日新聞》(1939年2月1日)的《文藝時評》欄中發表文章質問道：“《一支從軍部隊》的作者究竟是什麽寫作意圖呢?描寫那種事情，——把那些行為抖摟出來，究竟要告訴讀者什麽呢?用那麽長的篇幅，寫那種題材，如何表現人生的意義呢?或許作者覺得有什麽意義，才一味寫那種事情也未可知。但只從現象上看，它顯示了作者淺薄的黑幕獵奇的趣味。這樣說不為過分吧?”他指責作者在描寫的時候缺乏應有的所謂“誠實”。現在看來，《一支從軍部隊》描寫的是事實也好，還是杜撰也好，都無關緊要。重要的是它寫出了作者的一種情緒，那就是對當時仿佛是“敕選”作家組成的“筆部隊”的神聖性的懷疑。它對我們認識“筆部隊”及其侵華文學是有一定價值的。
“筆部隊”的組成以及開往中國的過程，表明日本軍國主義政府開始已經通過國家權力，把日本文學拖入了侵華戰爭的軌道。是日本文學及日本作家自覺地全面協力侵略戰爭的象征性事件，雖然參加“筆部隊”的人為數並不多，但它是一個惡劣的開端。自此之後，無論是否到過中國前線，日本的絕大多數作家都以不同的方式，為支持和配合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戰爭，寫了大量侵華的所謂“戰爭文學”的文字。可以說，“筆部隊”的出現是日本文學大規模墮落的開始。日本當代一位有良心的學者說得好：“8月23日，只要不像今天這樣給它作一個極其詳細的年表，就什麽記錄也留不下。然而，正是這一天作為戰爭時期重要的時刻，現在有必要從相反的意義上明確地予以記載。以此為契機，到若幹年後以英美為敵，把戰火擴大到太平洋地區，征用更多的文學家派往南方，這個國家政權一開始就露出騙子的嘴臉，對文學家使用懷柔政策。文學家們不必說抵抗，連不合作也沒有，竟趨炎附勢，溜須拍馬。文學家們應該從這種可恥的墮落中，充分地汲取歷史的教訓。”(高崎隆治《戰時下文學的周邊》第10頁)。
第三部分：“筆部隊”及其侵華文學“筆部隊”炮制的侵華文學（1）
1938年底，“筆部隊”的大部分作家都已回國，日本許多報紙雜志紛紛召集“筆部隊”作家開座談會，爭先恐後地登載“筆部隊”作家的從軍記、報告文學、小說等，形成了侵華戰爭期間所謂“戰爭文學”的一次高潮。各報紙雜志僅在12月份發表的主要的作品就有：
富澤有為男：《中支戰線》，載《中央公論》
尾崎士郎：《揚子江之秋》，同上
《戰影日記》，載《日本評論》
《站在第一線》，載《日出》
《戰雲可測》，載《雄辯》
丹羽文雄：《未歸的中隊》，同上
《上海的暴風雨》，載《文藝》
《變化的街》，載《新女苑》
片岡鐵兵：《戰場就在眼前》，載《改造》
《從軍通信》，載《婦人俱樂部》
圖13正在觀戰的“筆部隊”。自左至右依次為
丹羽、川口、佐弦、尾崎、淺野、富澤。
杉山平助：《從軍備忘錄》，同上
《從戰場寄給兒子的信》，載《婦人公論》
《漢口溯江入城記》，載《大陸》
佐藤惣之助：《戰火行》(詩)，同上
《南京展望》，載《大陸》
《中支的自然》，載《嫩草》
岸田國士：《從軍五十日》，載《文藝春秋》
吉川英治：《漢口攻堅戰從軍見聞》，同上
《從軍感激譜》，載《婦人俱樂部》
北村小松：《戰場》，載《ALL讀物》
《戰場風流談》，載《大陸》
浜本浩：《溯江部隊》，同上
吉屋信子、浜本浩、佐藤惣之助：《從軍作戰觀戰記》，同上
浜本浩：《從軍作家和炮彈》，同上
佐藤春夫：《戰場十日記》，載《現地報告》
《閘北三義裏戰跡》，載《新潮》
中谷孝雄：《前線追憶記——漢口攻克戰》，同上
《南京和廬州》，同上
菊池寬：《從軍的賜物》，載《大王》
吉屋信子：《武穴登陸之日》，載《新女苑》
等等。“筆部隊”成員的這些作品，盡管所寫的內容、表現的方法有所不同，但是都不同程度地完成了軍部要求他們完成的使命。如上所說，軍部在勸誘作家從軍的時候，曾表示不對作家提出具體要求，只是讓他們去中國前線看看，“完全是無條件的”。然而，事實卻相反，他們一旦來到前線，就必須按軍部的要求去做。和“筆部隊”同時作為《都新聞》特派員被派往武漢的井上友一郎，在《從軍作家的問題》(《日本評論》1939年1月號)中，引用了“中支軍報道部”交給從軍作家的《從軍文藝家行動表》。這個“行動表”上明確寫著：
目的——主要向國民報道武漢攻克戰中陸軍部隊官兵的英勇奮戰以及勞苦的實相。同時，報道占領區內建設的狀況，以使國民奮起，促進對華問題的根本解決。
第三部分：“筆部隊”及其侵華文學“筆部隊”炮制的侵華文學（2）
按照這樣的要求來寫，“筆部隊”作家還有什麽創作的自由呢?況且，石川達三因自己對戰爭的理解和不加掩飾的真實描寫而剛剛惹下了“筆禍”。受軍部政府派遣的“筆部隊”作家們又如何敢越雷池呢?另一方面，“筆部隊”成員和火野葦平、上田廣、日比野士朗、棟田博、谷口勝等身為士兵的作家不同，他們在戰場上呆的時間很有限，大多數人只是走馬觀花式地“觀戰”。因為這些緣故，他們所制作的“從軍記”，或是用概念化的、皮毛的描寫代替深刻的戰爭體驗，或是用淺薄的抒情、無聊的瑣事、道聽途說的故事連綴成篇，或故意誇張戰場體驗，炫耀自己的“勇敢”，或赤裸裸地為軍國主義作侵華戰爭的叫囂和宣傳。這就是“筆部隊”作家的“從軍記”的基本特點。
在“筆部隊”中，林芙美子是一個特殊的人物。因為她是“筆部隊”中惟一的女作家。女作家從軍出征，這本身就具有特殊的宣傳價值，當時的報刊也對此大加鼓噪。如《東京朝日新聞》1938年11月30日的一篇文章說：
作為惟一的一位日本女性林芙美子女士參加了漢口的入城。(中略)跟隨快速部隊繼續進行決死的行軍。日本女性到戰場來啦!使全軍官兵大為吃驚，如在夢境。
圖14林芙美子在前線
林女士去了那荒涼的武漢平原，簡直是戰場上的一個奇跡。她一下子成為戰場上的眾口皆碑的中心，她的勇敢和謙虛使全軍將士從心底裏尊敬和感動。她風塵仆仆，風餐露宿。汽車隨時都會碰上地雷，但林女士置生死於度外。(中略)林女士的漢口入城，是全日本女性的驕傲。
作為從軍的收獲，林芙美子回國後發表了書信體的從軍記《戰線》和日記體的《北岸部隊》。試看《戰線》中的一段描寫：
戰場上雖然有殘酷的情景，但也有著美好的場面和豐富的生活，令人難忘。我經過一個村落時，看見一只部隊捉住了抗戰的支那兵，聽到了這樣的對話。“我真想用火燒死他!”“混蛋!日本男人的作法是一刀砍了他!要不就一槍結果了他!”“不，俺一想起那些家夥死在田家鎮的那模樣就惡心，就難受。”“也罷，一刀砍了他吧!”於是，被俘虜的中國兵就在堂堂的一刀之下，毫無痛苦地一下子結果了性命。我聽了他們的話，非常理解他們。我不覺得那種事情有什麽殘酷。
對於林芙美子的這些從軍記，有的日本評論家認為其問題是缺乏戰爭報道應有的紀實精神，過多地記錄從軍中的身邊瑣事，而且缺乏知識品位。但我認為她制作的從軍記——無論是在《戰線》，還是《北岸部隊》——的癥結，在於她極力把殘酷的戰爭加以詩化和美化，不僅對親眼目睹的侵華戰爭毫無反思，而且努力把自己或日本讀者的價值觀與日本侵華士兵的所作所為統一起來。“真想把武漢的長滿棉花的大平原據為日本所有！”(《戰線》)——這位女作家就是如此的淺薄和狂妄。
在“筆部隊”中，林芙美子被當時的宣傳媒體譽為陸軍班的“頭號功臣”，而杉山平助則被稱作海軍班的“頭號功臣”。杉山平助是“筆部隊”中在前線呆的時間最長的人。他在加入“筆部隊”來中國之前，曾作為初期的報刊特派作家到過天津、蒙古、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後來以這次中國之旅為題材，出版了隨筆集《支那、支那人與日本》(1938年5月改造社版)一書。參加“筆部隊”後，他只身一人提前一周先行出發，而且又晚於其他“筆部隊”的作家，單獨一人回國。他跟隨海軍，溯揚子江而上，在日軍攻占武漢時，隨軍入城。杉山平助對自己在戰爭中的這些“勇敢”行為頗為自得。他曾說：“看看這次的從軍作家或從軍記者吧。他們(其中也包括我在內)回國以後極力強調自己是如何冒著危險。有的作家的確是到了第一線，司令官都給他們發了證明書。對自己所冒的危險盡可能地誇大，只是他們自以為是罷了。”(《從軍備忘錄》)在自得之外，也流露出“的確到了第一線”的杉山平助對其他作家的輕蔑。杉山平助以自己在武漢一帶的從軍經歷，撰文向《東京朝日新聞》投稿，成為日本最早的報道占領漢口的文字。回國後又加以整理充實，出版了《揚子江艦隊從軍記》。杉山平助在上述兩本書中，極力宣揚對華侵略，抨擊當時日本國內的一些人的所謂“和平主義”。他在《支那、支那人與日本》一書的“前言”中說：“現在，無論做怎樣的和平主義的念佛，無論愚蠢地念它一百萬遍，現實也不會有一步進展。而且企圖搞垮日本的國際上的重壓，像無形的鋼刀，懸在我們的頭上。我在〔中國〕現場直接感受到了這一點。直面這一事態，就會使一切退卻無為的消極態度變得失去意義。即使在精神的領域，我也從來主張拋棄優柔寡斷的態度，轉為積極的進攻，此外別無選擇。這本書是我支那旅行的報告，同時，在這個意義上也是我思想的一個側面。”在《揚子江艦隊從軍記》中，他又以日軍在武漢的“勝利”，批判在中日戰爭問題上的所謂“悲觀論”和“懷疑論”。他在該書的“前言”裏寫道：“依照陳詞濫調的常識論，在沒有實際做起來之前，就散布悲觀論調。對於這些愚蠢的人，這又是個何等好的教訓!近來日本一部分所謂理智的知識分子當中，這種可悲的懷疑論者實在太多了。”但與此同時，在武漢前線親眼看到的殘酷的戰爭現實，看到慘遭塗炭的中國民眾，他又不禁流露出一絲人性的良知，甚至也有些“悲觀”起來：“每當我看到支那民眾的淒慘痛苦的樣子，我就難受，不禁生出一個念頭：自己也想在這場戰爭中死去。當然，如果死神要捉住我的話，我又會拼命地逃脫和掙紮。”杉山平助當時就是這樣(後來也如此)，常常在軍國主義的侵略狂熱和人性的良知之間徘徊，難怪有的日本的評論者認為他是個“機會主義者”。
第三部分：“筆部隊”及其侵華文學“筆部隊”炮制的侵華文學（3）
而在“筆部隊”的另一個成員——白井喬二那裏，除了侵華的狂熱叫囂外，就什麽也沒有了。他在《從軍作家致國民》一文中有這樣一段話：“我還想向日本國民再說一遍：這場戰爭就起因於支那的抗日教育。你們為什麽對此置之不問呢?這不是一種怠慢嗎?我認為，中日開戰的理由，除了誰先向誰開了炮、誰先殺了對方的一個軍人之外，就因為〔中國的〕這種抗日教育，也必須向他們開戰!為了我們國家的威嚴，應該向他們發出這樣的宣言： ‘撤回這樣的教育吧!否則就兵戎相見!’如果我們國家沒有這樣的意志力，真正的國際秩序就不能成立。”白井喬二所希望看到的，是什麽樣的“教育”呢?請看他的一段描寫吧：
途中， 在硤石車站， 支那一所小學的學生出來迎接我們，我很感動。在寫著“歡迎日本從軍作家一行！”的旗子上，落款是“硤石鎮全體師生開智小學”。每個支那小學生手裏都打著太陽旗，在車窗前面揮舞。我們很高興。抗日教育一變而成為東洋人和平相處為基調的教育。這種教育早就開始發芽了。這在全世界教育界都是值得提倡的。毋寧說非提倡不可。
這就是白井喬二樂於看到的使中國人成為亡國奴的教育，情願讓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稱王稱霸的教育!
總之，“筆部隊”制作的侵華文學，完全是日本軍國主義“國策”的產物。一方面，侵華的“國策”造就了“筆部隊”，另一方面，“筆部隊”制作的有關作品又在相當程度上為日本的武力侵華推波助瀾，從而形成了“槍桿子”和“筆桿子”一哄而上、武力侵略和文化(文學)進攻雙管齊下的侵華戰爭格局。“筆部隊”有被動的受軍國主義驅使的一面，但不可否認，也有自覺地主動地為侵華戰爭搖旗吶喊的一面。因此，他們對侵華戰爭負有不可推卸的一份罪責，戰後被判為“文化戰犯”或受到處分的作家是這樣，沒有被判為“文化戰犯”的不少作家也是這樣，特別是“筆部隊”的作家更是難辭其咎。遺憾的是，在戰後日本，有關作家的這段不光彩的歷史在各種文學史和作家評論與研究的著作中，被有意地輕描淡寫，或有意抹殺了。更令人遺憾的是，在中國近年來的一些介紹和評論日本文學的文字中，有關作家在侵華戰爭中的所作所為，也被忽略不計了。如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日本文學》雜志1986年第1期上，開設了曾是“筆部隊”重要成員的林芙美子的“特輯”。該“特輯”中由中國評論者撰寫的有關林芙美子的一篇文章，對這位作家的“筆部隊”生涯只字不提，反而強調她在戰後的“反戰”。文章說：“盡管林芙美子在侵略戰爭時期被動員去過戰場，寫過‘從軍記’一類文章，但在她的戰後作品中，反戰思想還是很明顯的。”在我們看來，雖然在戰後“反戰”比起在戰後仍然戀戰要可取一些，但在戰後“反戰”，總像在沒有敵人的戰場上喊“殺”一樣，不免有些虛幻。況且林芙美子在戰後是否真的“反戰”了，也不能憑小說中的幾句話來下判斷；而她在侵華戰爭中的惡劣行徑，我們為什麽要為之隱諱呢?但這樣的情況反倒說明：在今天，把日本的侵華“筆部隊”及其有關作家的行徑加以審視和批判，仍然是十分必要的。第六章“軍隊作家”及其侵華文學
在侵華戰場上的日本軍隊中，有一批特殊的軍人。他們有的在入伍前就有寫作經歷，有的在入伍後因炮制所謂“戰爭文學”而由文學的外行變成了“軍隊作家”。這些所謂的“軍隊作家”以自己的戰場體驗為資本，以侵華宣傳為目的，一手揮刀，一手操筆，文武兩道，蘸血為墨，為日本侵華戰爭“現身說法”……
第三部分：“筆部隊”及其侵華文學“軍隊作家”及“軍隊文學”的產生（1）
日本的侵華文學，主要有兩部分作者。一部分人是受報紙雜志社派遣的職業作家，如所謂“筆部隊”的成員。他們沒有實際的作戰經歷，在戰場上，他們至多是“觀戰”，而不是“參戰”，因此，他們寫的，要麽是“從軍記”之類的東西，要麽是“觀戰記”之類的東西。另一部分人是侵華戰場上的軍人，即所謂“軍隊(日文作“兵隊”)作家”。他們當中，有的原來就是作家，或有一定的寫作經驗，後來入伍從戎，如火野葦平、上田廣等。這一部分人為數不多。更多的是以前沒有什麽寫作經驗的戰場上的官兵。評論者也稱為“外行作家”。
由“軍隊作家”制作的所謂“軍隊文學”，其數量相當龐大。雖然作品談不上有什麽文學價值，但由於他們具有軍人和作者的雙重身份，在當時的讀者中，有著特別的影響。在世界現代文學史上，由軍人而成為作家的，不乏其例，但似乎沒有一個國家，在短短的幾年中出現了成百上千的軍人“作家”。日本國第六章N“軍隊作家”及其侵華文學民的戰爭狂熱，強烈的戰爭參與意識，對“軍人文學”起了巨大的催生作用；戰爭宣傳的需要，也使日本文學自覺不自覺地降低了“文學”的藝術性要求，放寬了作為“作家”應有的水準，使得他們把那些“外行”也看成“作家”，並欣然予以接受。另一方面，有較高的知識層次的人，在日本侵華軍人中占有較大的比重，也是產生軍人“戰爭文學”的重要條件。這種情況，在一個名叫池田源治的從軍記者寫作的報告文學《知識分子部隊》中，有具體的描述。所謂“知識分子部隊”，是指1938年參加武漢作戰的以本間中將為師團長的第27師團。這支部隊“全部的三分之二，是中等學校以上的學歷，這其中又有三分之二是大學或專科學校出身”，因此被認為特別強大。為什麽特別強大呢?作者認為原因有三。第一，“知識分子部隊的首長既是優秀的知德武將，又是稀有的勇將”；第二，“第一線首長周圍人才濟濟”；第三，“士兵都是最精銳的”，“這些勇士們，由於教養好，了解這次聖戰的意義，熟知國防之大義，上下團結，遵紀守章，各安本分，珍惜名譽，深知廉恥，是真正的勇者。”事實上，並非日本所有的侵華部隊的士兵都有這麽高的文化和學歷層次，但在日本士兵中，確有相當一部分人具有較高的文化水平，同時也有一定的文字表達能力。這些人一旦接受了軍國主義的教育，一旦有了戰爭體驗，一旦受到宣傳媒體的誘導，就會操筆寫作所謂“軍隊文學”。在這些“軍隊文學”中，有不少在當時產生了一定影響，甚至引起了轟動。所描寫的題材也很廣泛，前線、後方都有涉及。在描寫前線的作品中，尤其以上海淞滬戰役、徐州會戰、南京戰役、武漢會戰等幾次重大的戰役為題材的最多。其作者，涉及日本軍隊的各個級別層次，上至將軍，下至普通士兵。包括特務兵、醫務兵、鐵道兵、甚至隨軍和尚都染指“軍隊文學”。
圖16藤田戰車部隊在南京中華門橫沖直撞
在侵華日軍將軍中出現的“軍隊作家”中，最著名的是陸軍少將、當時的戰車(坦克)隊長藤田實彥(此人在戰後被判為戰犯，1946年在中國通化畏罪自殺)。他的中篇報告文學《戰車戰記》描寫了他所率領的日軍坦克部隊，通過華北地區向南京進發，參加攻克南京的戰役的情形。他寫到了沿途的中國“良民”(實際上是日占區受日偽軍蠱惑的一部分民眾)打著日本的太陽旗，或擡著開水，在路旁歡迎和接待日本坦克兵的情景；他也寫到了中國軍隊的抵抗，寫到了中國軍隊為了阻擊日軍進攻對橋梁等交通設施的破壞，在南京外圍修築的許多防禦工事。但《戰車戰記》著意表現的是日本戰車所向披靡的巨大威力。面對這先進的武器，中國軍隊在抵抗無力之後只能撤退逃跑。以致修築的碉堡一次也沒能使用，留下了兩千多罐汽油來不及運走而落在日軍手中；在南京城，特別是在中華門，中國軍隊是如何的頑強，而日軍的坦克在進攻時又是如何發揮了作用。作品最後還寫到，中國兵在失敗後無法逃走，便換上便衣混在老百姓當中，裝作“良民”，但“每天都有數千人被檢舉出來”。今天看來，這一描寫在無意間帶出了一點南京大屠殺的真相，——“每天都有數千人被檢舉出來”，就按這個數字而論，日本軍隊在占領南京後，“檢舉”並屠殺了多少手無寸鐵的中國人啊！
在普通日軍侵華士兵寫作的“軍隊文學”中，有代表性的作品有上等兵谷口勝的《征野千裏》和松村益二的《一等兵戰死》。谷口勝是最早寫作“戰爭文學”的侵華日軍士兵之一。他的《征野千裏》(1938)以“手記”的形式記述了他隨所屬的中野部隊，從華北經海路到杭州灣登陸，轉戰南京、蕪湖，挺進大別山地區，參加武漢會戰，在田家鎮戰役中負傷回國的經歷和見聞。和一般的侵華文學所慣常描寫的日軍如何勢如破竹、中國軍隊如何不堪一擊有所不同，《征野千裏》表現了日軍行軍作戰的艱難困苦，——在中國軍隊的打擊下，他們和戰死者一起，浸泡在水溝裏三天，一步也前進不得；他們的坦克陷入火海，他們的士兵一個個倒下……盡管出於戰爭宣傳的需要，《征野千裏》沒有描寫日本士兵對戰爭和生死的真實的想法，但其描寫還是能夠給人留下相當真實的印象。松村益二在戰記集《一等兵戰死》(1938)的序言中說：“自己是一等兵，只知道一等兵的事情。”他集中描寫了日本士兵，特別是一等兵戰死的情形。那些士兵的年齡、出身、性格各有不同，死的原因和情形也各不一樣。有的死在戰鬥中，有的死在作業中，有的死在休息時，有的死在醫院裏，有的預感到自己會死，有的沒想到自己會死。有的死的時候來不及說話，有的死時高呼“天皇萬歲”。大山上等兵在行軍途中的小憩中，看到稻田時說：“看見這熟了的稻子，真想收割啊!”說著起身，卻被一顆流彈擊中；年輕的和田一等兵在進攻時中彈，別人安慰他說“傷不重”，他說了句“你可不要哄我啊”，便倒地而死。當“我”第一次在上海的一家出版社的印刷廠宿營的時候，想到戰爭的殘酷，極力思考“戰爭是什麽”。最後的結論是：“戰爭是什麽?不知道”，於是便拋棄一切思考，“必須勝利，必須打!此外別無出路”。面對殘酷的戰爭和不斷的死亡，反而放棄了理性的思索，更加激發了侵略和屠殺的狂熱，這樣的表白和描寫是符合日本侵華士兵的實際情況的。
第三部分：“筆部隊”及其侵華文學“軍隊作家”及“軍隊文學”的產生（2）
除《征野千裏》和《一等兵戰死》之外，由侵華士兵寫作的比較重要的“戰爭文學”作品還有特務兵田村元劭的《馬和特務兵》，步兵軍曹西田稔的《山與兵隊》，陸軍少尉田中榮次的《鬥魂》，陸軍伍長赤石澤邦彥的《張鼓峰》，陸軍中尉並木龍男的《藜部隊》，陸軍中尉鈴木泰的《失去雙眼》，陸軍軍曹玉井政雄的《泥與兵隊》，步兵中尉岡田的《士兵及其家屬》，等等。
二、日比野士朗、棟田博對正面戰場的描寫
日本侵華軍人的“戰爭文學”，從題材範圍上講，可以分為描寫正面戰場的“戰場文學”和描寫占領區日軍活動的“槍後文學”兩部分。
在“戰場文學”作者中，當時影響較大，後來的學者們評價較高的，是日比野士朗和棟田博。
日比野士朗(1903～1945)，入伍前曾在農村中學當代課教師。七七事變之後，加入侵華軍隊，來到上海前線參加吳淞渠渡河戰役並在戰鬥中負傷，回國後，以自己在吳淞渠渡河戰役的經歷為題材，發表了處女作中篇報告文學《吳淞渠》(1939年2月，《中央公論》)，引起了較大反響。接著，又發表了描寫自己歸國養傷的體驗與見聞的《野戰病院》(1939年4月)、以自己應征參軍前後的經歷為題材的《召集令狀》(1939年6月)等。因為這些作品，他獲得了1939年度的“池谷信三郎文學獎”，和當時的火野葦平、上田廣等一起，被視為有名的從戰場榮歸的所謂“歸還作家”。此後的日比野士朗還積極地從事日本法西斯主義文化宣傳活動，任當時的法西斯主義文化組織“大政翼讚會”的文化部副部長。
日比野士朗的《吳淞渠》發表後，當時權威的評論家小林秀雄在《東京朝日新聞》1939年11月26日的“槍騎兵”欄目中撰文指出：《吳淞渠》所描寫的還不是戰爭的全部，但作者“把自己的精神充分地貫註於這一戰爭的場面中。因為這一點，我想這個短篇就成了最近文學中的一篇傑作。”日本戰爭文學的最早的整理研究者阪垣直子在其名著《現代日本的戰爭文學》(1943年)中，對日比野士朗的《吳淞渠》做了高度的估價，她寫道：
“……《吳淞渠》不單單是著名的戰役的紀念，而且最充分地體現了日比野創作上的優秀的素質。”
“首先要說的是他的藝術感情，這是他創作的最優秀的例證。因為有了藝術感情，他的作品的氛圍是沈著的、醇化的。比起描寫激戰的情形來，這是創作的更重要的基礎。在這個基礎上邁出的第一步，日比野是成功的。他的成功，得益於他嚴肅地描寫了渡過吳淞渠這一世上罕見的激烈戰鬥，並表現了自己的刻骨銘心的體驗。”
吳淞渠是中國軍隊為了阻止日本軍隊的進攻而在上海郊外利用的防禦工事。日比野的《吳淞渠》表明，這些工事對日軍攻占上海起了很大的阻遏作用，使日軍付出了沈重的代價。作者從自己所屬的部隊接受渡河命令起筆，通過參加戰役的“我”的眼睛，細致地描述了日軍強渡吳淞渠的過程及其個人的體驗：
現在，我們宇野部隊已經向遙遙在望的南方的大場鎮推進。但是，問題就是擋住去路的吳淞渠。那是一條寬四十到六十米的大河，敵人依靠這惟一的屏障，在對岸修築了堅固的陣地，大有不讓日軍跨過一步的架勢。那是蔣介石的嫡系軍隊，也就是敵人的最精銳的軍隊。不用說我們也有著堅強的決心。正因為這樣，我們都靜靜地仰望著天空，耐心地看著天上飄浮的白雲。在這難以琢磨的大陸的大自然裏，我也感覺到了一種決定性的意志。
由於中國軍隊的頑強抵抗，日軍不得不一次次地撤回渡河的命令。但是，日軍靠挖交通壕的辦法，一步步地逼近吳淞渠岸邊，並在交通壕內伺機強渡——
在南王宅的壕溝裏迎來了第三天的早晨。那是十月五日的早晨。亂雲不斷地從秋日的晴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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